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_周作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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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对象，最能说出她们在礼教以及宗教下的所受一切痛苦，而其解脱的方法则是出家修行，一条往下走的社会主义的路。卷上记刘香的老师真空尼在福田庵说法，开宗明义便立说云：
你道男女都一样 谁知贵贱有差分
先说男子怎样名贵，随后再说女子的情形云：
女在娘胎十个月 背娘朝外不相亲
娘若行走胎先动 娘胎落地尽嫌憎
在娘肚里娘受狱 出娘肚外受嫌憎
合家老小都不喜 嫌我女子累娘身
爷娘无奈将身养 长大之时嫁与人
嫁人的生活还都全是苦辛，很简括的说道：
公婆发怒忙赔笑 丈夫怒骂不回声
剪碎绫罗成罪孽 淘箩落米罪非轻
生男育女秽天地 血裙秽洗犯河神
点脂搽粉招人眼 遭刑犯法为佳人
若还堂上公婆好 周年半载见娘亲
如若不中公婆意 娘家不得转回程
这都直截的刺人心坎，又急下棒喝道：
任你千方并百计 女体原来服侍人
这是前生罪孽重 今生又结孽冤深
又说明道，“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至于出路则只有这一条：
若是聪明智慧女 持斋念佛早修行
女转男身多富贵 下世重修净土门
我这里仔细的摘录，因为他能够很简要的说出那种人生观来，如我在卷上所题记，凄惨抑郁，听之令人不欢。本来女子在社会上地位的低尽人皆知，俗语有“做人莫做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之语。汪悔翁为清末奇士，甚有识见，其二女出嫁皆不幸，死于长毛时，故对于妇女特有创见。《乙丙日记》卷三录其“生女之害”一条云：
“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后又说明其害，有云：
“平日婿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无限烦恼。婿家有言不敢校，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嫡俚小姑等气，己不敢校，遂为众人之下。”此只就“私情”言之，若再从“公义”讲，又别有害：
“通筹大局，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故其所举长治久安之策中有下列诸项：
“弛溺女之禁，推广一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严再嫁之律。广清节堂。广女尼寺，立童贞女院。广僧道寺观，唯不塑像。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又有云：
“民间妇女有丁钱，则贫者不养女而溺女，富者始养女嫁女，而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皆不得取，而人少矣，天下之平可卜。”悔翁以人口多为祸乱之源，不愧为卓识，但其方法侧重于女人少，至主张广溺女之法，则过于偏激，盖有感于二女之事，对于女人的去路只指出两条最好的，即是死与出家，无意中乃与女人佛教人生观适合，正是极有意义的事。悔翁又絮絮于择婿之难，此不独为爱怜儿女，亦足以表其深知女人心事，固爱之切知之深而欲求彻底的解决，唯有此忍心害理的一二下策矣。《刘香女》卷以佛教为基调，与悔翁不同，但其对于妇女的同情则自深厚，唯爱莫能助，只能指引她们往下走去，其态度亦如溺女之父母，害之所以爱之耳。我们思前想后良久之后，但觉得有感慨，未可赞同，却也不能责难，我所不以为然者只是宝卷中女人秽恶之观念，此当排除，此外真觉得别无什么适当的话可说也。
往上走的路亦有之乎？英诗人卡本德云，妇女问题要与工人问题同时解决。若然则是中国所云民生主义耳。虽然，中国现时“民生”只作“在勤万解，且俟黄河之清再作计较，我这里只替翼化堂充当义务广告，劝人家买一部《刘香宝卷》与《乙丙日记》来看看，至于两性问题中亦可藏有危险思想，则不佞未敢触及也。
廿五年六月甘五日，于北平。
（1936年6月作，选自《瓜豆集》）
家之上下四旁
《论语》这一次所出的课题是“家”①，我也是考生之一，见了不禁着急，不怨自己的肚子空虚得很，只恨考官促狭，出这样难题目来难人。的确这比前回的“鬼”要难做得多了，因为鬼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虽然普通总说人死为鬼，我却不相信自己会得变鬼，将来有朝一日即使死了也总不想到鬼门关里去，所以随意谈论谈论也还无妨。若是家，那是人人都有的，除非是不打胚话的出家人，这种人现在大约也是绝无仅有了，现代的和尚热心于国大选举，比我们还要积极，如我所认识的绍兴阿毛师父自述，他们的家也比我们为多，即有父家妻家与寺家三者是也。总而言之，无论在家出家，总离不开家，那么家之与我们可以说是关系深极了，因为关系如此之深，所以要谈就大不容易。赋得家是个难题，我在这里就无妨坚决地把他宣布了。 ——
①《论语》文艺性半月刊，1932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第一至二十六期由林语堂主编，第二十七至八十四期由陶亢德主编，第八十五至一百零五期由郁达夫、邵洵美主编。周作人与几任主编均有良好关系，是《论语》主要撰稿人之一。《论语》第九十一、九十二期曾出“鬼故事专号”，周作人写有《谈鬼论》；第一百期“百期纪念特刊”又编“家的专号”，周作人应约撰写了本文。
话虽如此，既然接了这个题目，总不能交白卷了事，无论如何须得做他一做才行。忽然记起张宗子的一篇《岱志》来，第一节中有云：
“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华作《海赋》，曰，胡不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但是抄了之后，又想道，且住，家之上下四旁有可说的么？我一时也回答不来。忽然又拿起刚从地摊买来的一本《醒闺编》来看，这是二十篇训女的韵文，每行分三三七共三句十三字，题曰西园廖免骄编。首篇第三页上有这几行云：
犯小事，由你说，倘犯件逆推不脱。
有碑文，你未见，湖北有个汉川县。
邓汉真，是秀才，配妻黄氏恶如豺。
打婆婆，报了官，事出乾隆五十三
将夫妇，问剐罪，拖累左邻与右舍。
那邻里，最惨伤，先打后充黑龙江。
那族长，伯叔兄，有问绞来有问充。
后娘家，留省城，当面刺字充四门。
那学官，革了职，流徙三千杖六十。
坐的土，掘三尺，永不准人再筑室。
将夫妇，解回城，凌迟碎剐晓谕人。
命总督，刻碑文，后有不孝照样行。
我再翻看前后，果然在卷首看见《遵录湖北碑文》，文云：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奉，上谕：朕以孝治天下，海澨山陬无不一道同风。据湖北总督疏称汉川县生员邓汉祯之妻黄氏以辱母殴姑一案，朕思不孝之罪别无可加，唯有剥皮示众。左右邻舍隐匿不报，律杖八十，乌龙江充军。族长伯叔兄等不教训子侄，亦议绞罪。教官并不训诲，杖六十，流徙三千里。知县知府不知究治，罢职为民，子孙永不许入仕。黄氏之母当面刺字，留省四门充军。汉帧之家掘土三尺，永不许居住。汉帧之母仰湖北布政使司每月给米银二两，仍将汉帧夫妇发回汉川县对母剥皮示众。仰湖北总督严刻碑文，晓谕天下，后有不孝之徒。照汉帧夫妇治罪。”我看了这篇碑文，立刻发生好几个感想。第一是看见“朕以孝治天下”这一句，心想这不是家之上下四旁么，找到了可谈的材料了。第二是不知道这碑在哪里，还存在么，可惜弄不到拓本来一看。第三是发生“一丁点儿”的怀疑。这碑文是真的么？我没有工夫去查官书，证实这汉川县的怜逆案，只就文字上说，就有许多破绽。十全老人的汉文的确有欠亨的地方，但这种谕旨既已写了五十多年，也总不至于还写得不合格式。我们难保皇帝不要剥人家的皮，在清初也确实有过，但乾隆时有这事么，有点将信将疑。看文章很有点像是老学究的手笔，虽然老学究不见得敢于假造上谕，－－这种事情直到光绪末革命党才会做出来，而且文句也仍旧造得不妥贴。但是无论如何，或乾隆五十三年真有此事，或是出于士大夫的捏造，都是同样的有价值，总之足以证明社会上有此种意思，即不孝应剥皮是也。从前翻阅阮云台的《广陵诗事》，在卷九有谈逆妇变猪的一则云：
“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案，此实乃妇人现豕足耳。）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故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闻林质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焉，越年余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阮君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今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未免可笑，我抄了下来，当作确实材料，用以证此种思想之普遍，无雅俗之分也。翻个转面就是劝孝，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四孝图说》。这里边固然也有比较容易办的，如扇枕席之类，不过大抵都很难，例如喂蚊于，有些又难得有机会，一定要凑巧冬天生病，才可以去找寻鱼或笋，否则终是徒然。最成问题的是郭巨埋儿掘得黄金一釜，这件事古今有人怀疑。偶看尺犊，见朱荫培著《芙香阁尺一书》（道光年刊）卷二有《致顾仲豁》书云：
“所论岳武穆何不直捣黄龙，再请违旨之罪，知非正论，姑作快论，得足下引春秋大义辨之，所谓天王明圣臣罪当诛，纯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嵇丈评弟郭巨埋儿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异论同，皆可补芸香一时妄论之失。”以我看来，顾稽二公同是妄论，纯是道学家不讲情理的门面话，但在社会上却极有势力，所以这就不妨说是中国的舆论，其主张与朕以孝治天下盖全是一致。从这劝与戒两方面看来，孝为百行先的教条那是确实无疑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在近代的家庭中如何实行？老实说，仿造的二十四孝早已不见得有，近来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神道不再管事，奇迹难得出现，没有纸票休想得到笋和鱼，世上一切都已平凡现实化了。太史公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也。这就明白的说明尽孝的难处。对于孝这个字想要说点闲话，实在很不容易。中国平常通称忠孝节义，四者之中只有义还可以商量，其他三德分属三纲，都是既得权利，不容妄言有所侵犯。昔者，施存统著《非孝》，而陈仲甫顶了缸，至今读经尊孔的朋友犹津津乐道，谓其曾发表万恶孝为首的格言，而林琴南孝廉又拉了孔北海的话来胡缠，其实《独秀文存》具在，中间原无此言也。我写到这里殊不能无戒心，但展侧一想，余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