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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集外集拾遗_鲁迅-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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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者因为受压迫,所以钻到地里去,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进暗地里去了。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胡说八道,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也在怀着疑。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而拿着军刀的伟人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钱,也使他们的自信力更加动摇的。这是为不远的将来计。为了辽远的将来,则在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芳名。中国和印度不同,是看重历史的。但是,并不怎么相信,总以为只要用一种什么好手段,就可以使人写得体体面面。然而对于自己以外的读者,那自然要他们相信的。 

    我们从幼小以来,就受着对于意外的事情,变化非常的事情,绝不惊奇的教育。那教科书是《西游记》),全部充满着妖怪的变化。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就是。据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然而,假使这不是书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历其境,这可颇有点为难了。以为是洗澡的美人罢,却是蜘蛛精;以为是寺庙的大门罢,却是猴子的嘴,这教人怎么过。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将对手当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这种情形,很使正人君子们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十二月五日。 

    (1)本篇系用日文写作,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 

    (2)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任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来华活动,对外宣称是“私人行动”,“纯系漫游性质”,“分访昔人旧好”,“并无含有外交及政治等使命”。 

    (3)《国木田独步集》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的短篇小说集。内收小说五篇,夏丐尊译。一九二七年六月开明书店出版。 

    (4)亚米契斯(E.deAmicis,1846—1908)意大利作家。《爱的教育》,是他的日记体小说《心》的中译名,夏丐尊译。一九二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5)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神州国光社遭国民党特务袭击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玻丁场∧骼锬幔ǎ樱停酰螅螅铮欤椋睿椋保福福场保梗矗担⊥ㄒ*墨索里尼,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祸首之一。(7)这是反动文人对左翼作家的诬陷。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函购加邮费二角三分。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 

    (1)本篇最初刊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流》第一卷第六期,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 

    《海上述林》,瞿秋白的译文集。在瞿秋白牺牲后由鲁迅收集、编辑。分上、下两卷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和十月先后出版。上卷《辨林》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和拾补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仅署“诸夏怀霜社校印”。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诗歌之敌

    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2),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3)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4)。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5)——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诗歌之敌》。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著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6),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7),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8)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9)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高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10)。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11)。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12)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13),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14),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15)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丫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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