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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集外集拾遗_鲁迅-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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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4)宋朝大闹党人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祐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祐学术传播。《宋史·徽宗纪》*兀撼缒晔辉拢兆谙纶骸耙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5)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笞*傧刁滓话僦蟆贰(6)胡适之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7)“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多用惊叹符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8)“民之父母”语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旧时常用以称呼地方官。 

    (9)这是对张耀翔的讽刺。张耀翔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心理学会刊物《心理》杂志的编辑主任。他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职是之故,心理学者关于情绪之研究,远较他种精神研究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绪之研究……其方法为何,即取其专为表情之著作——诗,盛行之白话诗——而分析之。”



 赠画师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2)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一月二十六日 

    (1)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云:‘风生白下千林暗,……。’” 

    (2) 白下 白下城,故址在今南京金川门外。唐武德九年(626)移金陵县治于此,改名白下县,故旧时以白下为南京的别称。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三月三十一日 

    (1)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本诗为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的即兴记事。诗中所说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去姚蓬子家寻穆木天的事。 

    蓬子,姚蓬子(1905—1969),浙江诸暨人,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五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叛变革命。 

    (2) 天子 即穆天子,我国古代有《穆天子传》,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这里用作对穆木天的戏称。



 赠邬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2) 

    (1) 本篇手迹题款为:“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邬其山,即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著有杂文集《活中国的姿态》等。“邬其”,“内”(l)字的日语读音 玻病场∧衔薨⒚滞印》鸺矣铩D衔蓿笪摹埃危幔恚幔蟆钡囊*译,“归命”、“敬礼”的意思。阿弥陀,即阿弥陀佛,大乘教的佛名。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2),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3)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2)。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3)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4)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5)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6),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日晨。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中山先生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 

    (2)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中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中,也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3)“责备贤者”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吃鸨赣谙驼摺!* 

    (4)关于孙中山不服中药的新闻琐载,见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 

    (5)托洛斯基通译托洛茨基。参看本卷第195页注(24)。鲁迅所说的这段话,见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6)“革命尚未成功”见孙中山《遗嘱》。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 本篇据作者一九三一年重写手迹收入。原无题目,下注“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许寿裳在《新苗》第十三期(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怀旧》一文中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2) 灵台 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垂笞ⅲ*“灵台者,心也。”神矢,爱神的箭。参看本卷第30页注(1)。风雨如磐,唐代齐己《侠客行》:“黄昏风雨黑如磐”。(3) 荃不察 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轩辕,即黄帝,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汉民族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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