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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47楼万岁_孔庆东-第8章

小说: 47楼万岁_孔庆东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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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象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象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倍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



 老钱的灯

    当着导师的面,自然是叫钱老师。但背后,还是觉得叫“老钱”过瘾。

    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我有时便不免暗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

    当我们10来个弟兄“保甲连坐”般拥挤在他那间斗大的宿舍里时,一片黑乎乎的身影在墙上漫涌着。常常是这边正谈着天底下最高雅清玄的问题,那边突然杯翻壶仰,刹那间造就了几位诗(湿)人。于是老钱笑得更加开心,青黄的灯光在他秃得未免过早的头顶上波动着。我常常首先倡议解散,因为我知道人走茶凉之后,那支灯说不定要亮到寅时卯刻。

    我常常从那支灯下经过。二十一楼的西半边,冲南,二层中间的那个窗口。我披星戴月从三教回来,耳朵里落进一串老钱粗犷的笑——大概又在接见什么文学青年吧。我深更半夜从校外回来,那窗口像一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不觉,我竟养成了一种毛病,只要晚上出门,来回总要绕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灯,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每当我冲着书缝打呵欠时,不禁就想到:老钱大概还在干着吧?我再忍会儿。

    有一次送女朋友,我说:“从那边儿绕一下,看看老钱的灯。”她勃然小怒:“又是老钱,老钱!老钱的灯有什么好看?简直是变态!”我勃然大怒,顺手给了她一记红焖肉,酿成了一场大祸。

    所以我有时觉得,老钱的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钱的满头黑发,不就是被它弄没的么?只要它亮着,老钱就像着了魔似的翻呀,写呀。写鲁迅,写周作人。可是人家那哥俩儿有他这样的“贵府”,有他这样的青灯么?“自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许他很欣赏陆游的这联名句吧?

    一件事念叨三遍以上,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的经验。

    所以还是盲目崇拜一点什么为好,一种主义,一个人,一盏灯……

    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

    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

    灯嗡嗡地喘息着。

    老钱是个普通人。

    但他的灯,亮在我心上。

    (本文自以为写得幼稚,却流传甚广,被编入多种语文辅导书并列有习题)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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