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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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空气已经耗尽。
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
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划来划去，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危卵，朝不保夕，却不可理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踞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并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
一言以蔽之：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新的生命。明末那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的确，以理学、八股为特征，明代思想状态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面，就像遗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贞节牌坊所演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明代精神的另一面——怀疑、苦闷与叛逆，谈得却很不够；对于明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性以至战斗性，谈得就更不够。
历朝历代，明代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应该说是最强的。从方孝孺到海瑞，这种类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见到。如果说明中期以前多是作为个人气节表现出来，那么从万历末期起，就越来越显着地演进到群体的精神认同。
着名的“三大案”，看似宫廷事件，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以此为导火索，正直士大夫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从而触发党争和党祸。从天启年间阉党排倾、锢杀东林，到崇祯定逆案，再到弘光时马、阮当道——确言之，从“梃击案”发，到弘光覆灭，明季历史均为党争所主导。
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正直士大夫不光表现出政治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幸臣等）。
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迹象。虽然党锢、党争在汉宋两代也曾发生，但此番却不可同日而语。明末党争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也越过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它是以知识分子批判性、独立性为内涵，在君主专制受质疑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重新切割社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曰不然，试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这是黄宗羲《原君》中的一句。如果我们意识到阐述了这一认识的人，正是在天启党祸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天启六年死于狱中），或许能够从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脉络。
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使君权、教权之外出现第三等级，最后导致民主共和。我们无意将明末的情形与之生搬硬套，却也不必因而否认，黄宗羲在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君权的批判，而且是从社会权力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义提出的。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明末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如此“西方”的语词）萌芽，但我们依然认定，这种思想连同它的表述，在帝制以来的中国具有革命性。
（《今晚报·今晚副刊》201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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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果酱（1）
——佛蒙特记
于坚
时值秋天登场，一场雨在正午时刚刚离去。两旁是森林，深不可测，没收拾过，被闪电劈断的树也就任随它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受难的姿势，就像从森林的十字架上倒下来的基督，流着焦煳的血。汽车沿着一条被树冠遮天蔽日的石子路慢慢走，轮胎轻轻地碾压着石子，林中不时掠过正在岩石上梳头的溪流、深涧和松树覆满落叶的裤脚，那儿摆着灵芝、蘑菇以及白骨般的枯木，森林深处有些零碎的阳光，像是些破碎的玻璃片或者黄金。罗恩说，有人曾经在那儿看见一头棕熊，他指指森林边的一块空地，我瞥了一眼，那是一个如果是我自己从林子里出来，也会选择的地方。经过一座木桥，桥下有一个管子，把山里淌出的泉引到另一边的涧。一只乌鸫拨开树枝朝高处飞去，似乎含住了其中的一根。但我感觉不是原始森林，缺乏那种苍凉阴森的气息。
有些树桩暗藏着林区的来历，它们直径在一米以上，显然曾经是几人才可以合抱的参天巨木。它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只剩下些树桩？
罗恩在我左边开着车，他68岁了，身体依然硬朗。个子高大，长得像某位美国大兵，我在一部关于越战的电影里见过，我问他是否服役。我第一次见到美国人是13岁，1967年，我知道的第一个美国名字是约翰逊，从中国的报纸和宣传栏上，因此我总觉得每个美国人都是士兵。no！他坚决地摇了摇头。他是一位诗人。美国文学史介绍，他属于纽约派第二代，美国诗坛大名鼎鼎的罗恩·帕特。罗恩的车开得很慢，像是一位伙计在慢慢悠悠地赶着牛，并不是年龄使他慢下来，而是阅历和经验。他的车速总是在40码左右，每过路口，他就伸出脖子，像一头就要进入人群的大猩猩，看左、看右、再看左，重复考汽车驾驶执照时学到的那套规范动作，这才一轰油门，飙出路口。他的车子开得典雅，总是和着公路起伏蜿蜒或平坦光滑的节奏，一条公路有一条公路的节奏，罗恩总是可以找到。他轻轻地扶着方向盘的边缘，转弯的时候有点说不出来的幽默，仿佛是转进下一行诗，而他此时正在黑色仪表盘前推敲着诗句。古代的诗人推敲诗句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情境、道具完全不同，但推敲时的速度、沉迷是一样的，这是写诗在工业化的今日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之一。他的车已经用了不知多少年，漆皮脱落，银灰色变成了灰白色，摆在古董店里，一定会有人过来开价。汽车转进了通向罗恩家的便道，这段路有十多分钟，罗恩说，这是我的森林。“我的”，在美国，说出来总是有某种自豪感和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我教罗恩用汉语说“我的”，他很喜欢这个词的发音，学着说了好几遍，经过一条溪水，他说，我的。经过一排橡树，他说，我的。一只鹫鹰昂首飞过，他说，我的。忽然间，前方出现了一处阳光灿烂的山坡，车停下来。森林退向四周，中间的草地上，立着一栋被时光洗成灰白色的木楼。楼前种着一丛菊花，金黄色的花朵，正在初秋的蓝天下开放着，我的！这是罗恩的家。他有两处住宅，另一处在纽约。罗恩冬天和春天住在纽约，夏天和秋天住在佛蒙特州的林子里。佛蒙特州是属美国新英格兰六州之一，因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被称为绿山。
森林环绕着屋宇歌唱。罗恩的木楼有两层，外边是个阳台，阳台边摆着一盆刚刚采来的蘑菇，还在香。阳台上的两把长条木椅向着阳光，长条木板地上躺着一个红色的胶皮球，那是罗恩孙子的玩具。罗恩已经在这屋子里住过32年。这地面本是美国诗人、教师肯沃德的领土。肯沃德的祖父是普利策奖的创立者，他在世时在佛蒙特州买了一大片森林。佛蒙特州是美国面积最小的一个州，全州约77％的面积是森林，其他是草地、高原、湖泊、池塘、沼泽和湿地。当地人说，佛蒙特只有两个颜色，夏天一片绿，冬天一片白。
曼斯菲尔德山是佛蒙特的最高点，那山顶露出一群灰白色的岩石，像是一组驼峰或者鲸鱼的脊，从山顶俯瞰，大地上的建筑物散落在青山翠谷丘陵溪流湖泊之间，屋宇大多是白色、红色或蓝色的，人们认为佛蒙特是天堂之地，建筑物的风格也童话般的可爱轻盈，似乎住在里面的都是些小矮人。风景如画，到处都是风景，也就没有所谓的风景了。旅游的概念在这里不是某几个点，而是一草一木。佛蒙特，当我看它到时，这头毛茸茸的绿熊，正伏卧在蓝天白云下睡觉。
佛蒙特人热爱他们的家乡，佛蒙特州的州歌如此唱道：
这些绿色的山冈
这些银子般的水
是我的家乡她属于我
她的儿女们愿她地久天长
永远赐予我们让我们活着
守护它的美……
这里也就是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谓的波士顿以北，他晚年就住在这一带，他的墓地就在佛蒙特州的一所教堂旁边。我年轻时就喜欢他的诗，他仿佛是翻译过来的王维、陶潜。但不是出世的，而是狡黠地洞察世事，在细节中暗示他的虚无感。诗人的眼睛里没有物，万物有灵。他的诗貌似易懂，美国学院里的批评家贬低他，因为他不给学院派提供饭碗，不像阿什伯利那样可供“过度阐释”，他是少数几位抵达了东方诗歌追求的那种“意在言外”
的美国诗人。他是狄金森一级的诗人，他的方式不是简洁、直指核心，而是唠叨、绕弯子，与宇宙精神往来，深邃不是意义的深邃，是大地、宇宙、人事之存在的深邃。如此而已，随你解去，不解它也在着，解多了还糊涂。作为上帝的子民，弗罗斯特的诗歌暗藏着宗教力量，但这种宗教性与旧大陆的不同，这种宗教性被原始的美国大地激活了，那黑暗里蕴藏着对美国大地和野性的深呼吸。弗罗斯特更像一位“道法自然”的东方大师，只是他喜欢用叙述的长镜头。来到新英格兰，我才慢慢明白这位老牌绅士为什么那么写，写得那么好。史蒂文斯说，“必须用冬天的心境去注视冰霜和覆着白雪的松树的枝丫”，弗罗斯特的诗，没有那种新英格兰地方颐养的心境是写不出来的。他那时代，就像德尔莫尔·施瓦茨《诗歌的现状》里所说，“过去曾是战场的地方，现在，在夏季周末的午后，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宁静的公园”，那就是他诗歌中的现实，我整个早晨跟着一只鸟，看着它如何跳下劈柴堆，钻进草地。这只鸟现在我面前，正抬起右腿察看上面的疤痕，它站在劈柴堆下面的一把斧头上，误以为那是树枝。我只是观光客，弗罗斯特是在场者，所以他看到“一只北上的蓝知更鸟温和地落下在风的面前将羽毛弄平”。弗罗斯特死了，他的新英格兰依然如故。我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