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_鲁迅-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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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42）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
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43）曹锟贿选 参看本卷第66页注（7）。
（44）彭允彝 参看本卷第159页注（6）。“代表无耻”云云，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
（45）云南起义 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46）国民军 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佩孚的一系；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47）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作者于七月三日与教育部别的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乱平后于十六日返部。
（48）炸大 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外。”
（49）“教训” 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
“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
我还不能“带住”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2），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3）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
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4）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5）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6）——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7）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
（8）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
（9）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2）“攻周专号”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二月二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3）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又慨叹“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徐志摩则说：“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和同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中，曾一再说到一九二一年夏天他在伦敦访问萧伯纳的事。
（5）李四光的“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话，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3）。李四光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成员之一。
（6）勃罗亚（l．bloy，1846—1917） 法国作家，著有《一个专事拆毁的工程师的话》、《失望者》等。他常在文章中用极毒辣的语言攻击当时文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
（7）指王世杰，他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成员。他曾叫嚷“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对此，鲁迅指出：“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见《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8）指本书《不是信》一文。
（9）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中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 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