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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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于1月20日上午9时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　　　　

　　李立三在大会的第二天（1月21日）上午就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说：“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表示满意。“他认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有4项工作搞得好：“第一、它为这次大会起草了一篇很好的宣言草案。这篇宣言，明确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纲领，使之面目一新。第二，国民党改组工作搞得好。国民党的新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旧组织是自上而下的。旧组织没有很好的基础，新组织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发动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搞得好。在军事紧急时期，党员全体动员，组织义勇军、慰劳团，使大局转危为安。第四，党务的进行，成绩极好，在短时期内而能进步如此之速，具证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君之勇气，本席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表示敬意。”　　　　

　　22日上午，大会指定毛泽东等19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员。　　　　

　　大会在围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孙中山早已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却总有人反对和阻挠。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3）　

　　1月29日，当黄季陆提出的《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起来反对这个提案，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是予少数人破坏革命事业的机会。宣中华、李立三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结果，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　　　　

　　对于毛泽东、李立三在这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散会后，汪精卫曾走来向我说：“毕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惟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们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地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　　　　

　　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集中体现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当中。　　　　

　　大会于1月30日闭幕，选举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6人：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出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　　　　

　　每个地方执行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部、调查部。　　　　

　　鉴于李能至当时是汉口地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故决定李能至为汉口执行部下属组织部的干事。组织部部长是林祖涵，秘书是李实番。　　　　

　　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上海中共党组织的请求，立即调李立三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所以李立三没有回到汉口，而直接转到上海去了。　　　　

　　李立三到达上海后，改名为李成，即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下设的工人农民部的工作。　　　　

　　二、上海工运的播火者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我党建立初期，党中央一直很重视上海的工运工作。在1921年至1923年“二七”惨案前这段时间内，上海党组织在一些市区曾屡次发动纱厂工人罢工，也参加领导了海员罢工，但后来又几乎失去了与工人的所有联系，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由于工人党员人数太少和没有成功的工运工作经验，因而这里的工运工作，一直很薄弱。李立三曾经写道：“（3月）我到达上海时，上海地委的工会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当时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与警察局勾结，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警察组织，叛卖工人的利益。”　　　　

　　国共合作的形成，为李立三在上海开展工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于右任为主任，李立三、杨之华、孙良惠等共产党员都是委员。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对原国民党主办的一些平民教育机关和学校，经过充实和改造，逐步使之成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真正的平民教育单位。　　　　

　　当时在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是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他十分重视安源工运的经验。李立三到上海以后，与邓中夏一起运用安源的经验，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深入到工厂中去，同工人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先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然后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合法机关进行活动。　　　　

　　3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会活动的计划，把上海分为7个区：杨树浦、小沙渡、浦东、闸北、虹口、南市、吴淞等。先后在每个区都创办了平民学校，附设成人工人夜校，为工会培养干部。　　　　

　　从4月起，李立三先进入内外棉5厂东厂当清洁工，以与工人结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工会。他又在在内外棉9厂外面租了一间房，成立了平民学校，这也就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前身。这样，李立三逐渐在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利用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掌握的学校的现成课堂办起了职工夜校。除李立三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杨之华、邓中夏、项英、陈延年、陈乔年等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分头到各学校讲课，找工人谈心。作为上海地区工运工作全面负责人的李立三，每星期轮流到各学校去上一次课。他以特有的敏捷的行动和极旺盛的精力，不分昼夜地奔走在上海的各个工厂区，扎扎实实地办教育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逐渐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从中发展一批党团员，把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扎根于工人群众中。　　　　

　　李立三几乎每天都到半日学校里来。上课的内容，主要是结合学文化讲政治形势。李立三以亲身经历向工人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同资本家开展斗争的情况，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中国革命的远景。从此，安源工人的英勇斗争，逐渐成为上海工人心目中的榜样。他们还编写歌词，用民间曲调教大家演唱。这些歌曲，像春风一样很快传到工厂工人群众之中，撒下了革命种子。工人们把到夜校去接受党的教育，说成是“到夜校去听道理”。　　　　

　　4月，李立三创办了《上海工人》周报，自任编辑，发行1000多份，在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8月，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召集国民大会。李立三联合国民党市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支持召集国民大会，上海工人组织普遍参加。他利用孙中山来沪之机，组织1000多名工人参加欢迎游行，第一次在外国租界进行政治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上海市民面前显示了工人组织的政治积极性。　　　　

　　9月1日，他们首先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沪西小沙渡组织起由党领导的上海第一个“工友俱乐部”。李立三与邓中夏等拟订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共21条，规定俱乐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设8个部：①补习学校；②讲演会；③合作社；④书报室；⑤各种游艺会；⑥储蓄会；⑦部员救济会；⑧职业介绍所。李立三与邓中夏商量，由孙良惠担任俱乐部主任，派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在这里担任教育和组织工作。“沪西工友俱乐部，是沪西工人活动的中心，党的领导同志李立三、邓中夏等经常在此开会。二月罢工就是在此筹划和组织的”。在其影响下，附近几家纱厂，也先后成立了俱乐部小组，沪东杨树浦的“工人进德会”、“吴淞工友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李立三还亲自担任了“吴淞工友俱乐部”的主任。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4）　

　　通过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艰苦工作，这些俱乐部的成立和发展，为五卅运动的兴起，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9月8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图谋解散工会，指使工贼借故开除两名工会女工代表，激起工人一致罢工。21日，各团体议决组成南洋烟草工人罢工后援会，推举李立三、郭景仁等9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工人罢工。由于有工贼的破坏，这次罢工遭到失败，成为后来二月大罢工的一次预演。　　　　

　　为此，李立三在12月24日的《向导周报》第96期上发表了“南洋公司与其走狗破坏失业工人组织之无耻”长篇文章，号召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指出，“工人阶级只有联络一致，才能抵抗资本家而得着最后的胜利！”　　　　　

　　1925年1月，李立三在上海出席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四大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决定“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人运动。会后，中央工农部将所属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命张国焘为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邓中夏为秘书长。　　　　

　　三、五卅运动前奏：二月大罢工　　　　

　　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3、5、7、8、9、10、12、15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工人工资低，有时还要被罚工。日本资本家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监工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早就想组织起来反抗。　　　　

　　1925年，棉纱市场出现了畅销的形势，日本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压迫工人多出产品。2月2日，内外棉8厂粗纱车间有一名夜班女童工，因困倦至极，“倚机假寐”，被东洋（即日本人）领班踢成重伤，引起工人公愤，向领班提出责问，亦遭殴打。领班悍然与大班（相当于厂长）策划，把粗纱车间的50多名工人全部开除，用廉价工来代替，拒绝发给被开除工人的工资，并把要求结算工资的工人抓去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