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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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还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据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为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对于“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来说，由于“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在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过高估计，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普遍号召总同盟罢工，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首先争取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进而过渡到全国的胜利。
立三路线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正是来自“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是李立三“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基本理论根源。
之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直接影响。
中共六大闭幕后，紧接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大会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以及当前革命性质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布哈林在7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现在已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各个击破地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转变到最有胜利把握地准备群众起义的立场。”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国际意义，会议决议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目前明显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义和革命上……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指出：“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道路。”决议要求中国党“使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外国银行等收归国有），使尚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剥削阶级的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尽管共产国际不恰当地把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列为当前的革命对象，过早地提出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但是对于作为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才是，否则就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忠。这些都是对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直接影响。
之四、共产国际4次来信，坚持开展“反右倾”斗争，直接催生了立三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斯大林曾经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在192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大反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被视为右派。会后，布哈林再不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共产国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曾写道：“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库西宁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928年11月初，即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找张国焘、瞿秋白去会谈，商讨指示信的内容。
斯大林在国内大反布哈林的右倾，同时也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地反右倾。这就抹煞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1929年2月起，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都是着重反对右倾的，把“左”倾进攻路线转输到中国党内。以下是事实：
（1）“本来，李立三任常委之初，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1929年1月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通告，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李立三的这个观点，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被批评是一种“悲观情绪” 。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党的策略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告诉中国共产党注意在革命低潮情况下，由于悲观主义情绪和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产生的右倾危险。”重申“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要“消除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跟着共产国际一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比如：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6）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8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后，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议案。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决议一开头就指出：“国际2月8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收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内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训令“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领导”。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二月来信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后指出：“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中共）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应更坚决地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
决议案进而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是：1、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4、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10、加强（军阀中的）士兵运动的工作……15、加强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组织。“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
（2）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重新强调指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掀起强大的农民运动新高潮”的长期因素，存在着发展农民的组织和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的长期因素，“这种前景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
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极端反对富农的建议，强调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富农的剥削形式。建议“不必考虑富农，不必担心富农会离开革命”。来信还规定了要发动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富农也参加反赋税、反军阀的运动）。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时，不分给富农土地。这不仅为限制而且消灭富农的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侵犯雇工的和想发家的中农的利益开辟了道路。
共产国际在建议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指出：“在党的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上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政治局于9月1日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指出：“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村中之封建基础”；“应坚决地反对富农”，“因此，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到中农止”，“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