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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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我接到了报社通知我上班的电话。
进入报社，我被安排在经济新闻部，身份是见习记者，见习期三个月。听人说，三个月里，不少人都因表现不好被扫地出门。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要争气。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直接去跳河。
经济新闻部主任姓周，一见我，便兴奋地握紧了我的手，说：“欢迎加盟！你可是我费劲要过来的。”
周主任告诉我，作为报社编委，他参与了对笔试卷的打分。在他打分的所有卷子中，给我的分数最高，后来，他又向老总极力争取，把我要到他的部门。
周主任30多岁，一点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他说自己出身农村，很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又因为性子太直，看不惯官场的作风，就选择做个报人。听其他人说，周主任爱护部下像爱护兄弟一样，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记者的利益拍老总桌子。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暗自庆幸。
周主任把我介绍给部门内的其他记者。同事们一一和我握手。最后握到的那只手，懒洋洋的，几乎是碰一下就抽回去了。这人个头很高，冷冰冰地盯着我。我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自己叫陈郁，说完，便走开。
同事们和我年龄相仿。我了解到，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其中毕业学校最好的便是陈郁，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说实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甚至有点激动：想不到能跟从中国最好的新闻系出来的人做同事，以后可以好好地请教了。我简直有些“三生有幸”的感觉。
我主动靠拢陈郁。去报社的第二天，我采访完自己的第一个新闻选题回来，坐在电脑前，有些诚惶诚恐地写稿子，生怕写砸了。写完后看了看，觉得还不算丢人。我把稿子存进一张软盘，带着软盘踱到了陈郁的办公桌前。陈郁也在写稿，他只略微抬了一下眼皮，问：“什么事？”
我说想请他帮我看看稿子。不知为什么，一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软。他说了句“我现在没空”。我就这么被硬邦邦地顶了回来。
我想走开，又有些不甘心。我看到陈郁的茶杯里没水了，便拿走茶杯帮他去接水。当然，这种举动半实半虚，人嘛，都有虚伪的时候。如果不是希望他为我办点事，我是不会当他的服务生的。我把接满热水的茶杯放在陈郁的桌上，他才抬头正眼看我，说让我把软盘给他，他等会儿有空再看。没说一个谢字，而且口气十分生硬。虽然心里不大痛快，我还是把软盘放在了陈郁桌上。
我坐在自己桌前等。眼前陈郁的背影像一堵墙。等了足有一个钟头，我看到陈郁把软盘插进电脑的软驱。我走过去。陈郁并没有回头叫我。我站在陈郁旁边，他很快地看我的稿子，斜眼对我，说了句：“还没入门。”
我的脑袋微微震了一下。“还没入门”，这是“王牌军”对“杂牌军”首次参战表现的评价。我问他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
“消息的倒金字塔体你知道吗？导语的写法你知道吗？标题怎么起你知道吗？”陈郁以一串连珠炮似的反问，着实让我有点蒙了。
我就说：“我承认自己很多地方都不懂，正因为如此，才来请教你。请你说得详细点好吗？”
谁知道陈郁一点没客气，说：“新闻这门学问大得很，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吃下这碗饭的。建议你还是去大学里当当旁听生，感受感受吧。”
我的自尊心被伤了，默不作声地从电脑里取出软盘，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位子是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没有人白给，也决不会轻易交出去。我要以行动回击看不起我的人。我一字未改把软盘直接交给编辑。
第二天，在报社的评稿栏上，我的新闻处女作被老总评为好稿。周主任看到我，竖起了大拇指：“好好干，有前途。我看中的人差不了。”
同事们都客气地祝贺我，只有陈郁没有任何表示。从这以后，我和他说话很少。对他，我保持了应有的礼貌。而他始终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在工作上，陈郁的表现还算不错，至少是中规中矩。我留意了他写的稿子，不能说不好，但也很难让人情不自禁地说好。新闻要素一个都不少，叙述清楚，没有语病，也有一定深度，但总让人觉得差点什么。
陈郁以学院派自居，时不时在同事面前搬出一套新闻理论。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甚至那些学其他专业的同事，他都有些看不上眼。
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报社与一家企业合作搞了一个爱心助学的活动，资助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经济新闻部的记者倾巢出动，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贫困生家庭采访。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我找到了贫困生小李家。两间破旧的平房，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小李和他的父母毕恭毕敬地接待我。故事并不特别，千千万万类似故事中的一个：夫妻双双下岗，做点小生意度日。小李考上了重点大学，第一年需交各种费用一万元。夫妻俩拿出仅有的2000元积蓄，又各处求告借得3000元，而余下的5000元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办法了。开学日期临近。一家人心急如焚。说着说着，小李的父亲，一条七尺汉子，眼角滚出了豆大的泪珠。一旁的小李，瘦瘦弱弱，眼神十分无助。
我心里一阵难受。如果小李无法跨进大学校门，也许会像当年的我一样，缩在一个卑微的角落，小草般默默无闻地生长——而这小草本应成为大树。
采访将完的时候，小李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塞到我的手里。我怎忍心吃？再三推辞，都被三双手同时挡住。三双眼睛看得我的脸滚烫。我埋下头默默地吃，热气迷住了我的眼。出门时，三人坚持要送我。我掏出两百元，放在小李手掌里。小李和他父母都有点不好意思，却也收下了，再三道谢。他们把我送出巷子，一直送到大街上。
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到他们还站在那里，像三座雕像，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也就是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记者角色。我想，我要对得起这一家三口纯朴、信任的目光，我要做个好记者。我熬了一个通宵，就小李的遭遇写成一篇长稿。刊发后，小李被列入爱心助学活动的资助名单，顺利进入大学校门。一家三口来到报社，紧紧抱住了我。
同事们从一个个贫困生家庭采访归来，聚在一起交流采访心得，纷纷感叹底层民众生活之艰难。陈郁却在一旁发起牢骚，说什么他去采访的那一家穷是穷，却也太抠了；说他要是写篇稿子就能帮助那家人解决几千元的学费问题，一个劲埋怨那家人连他去采访的来回打车费都不给他报销。
同事们听他这么说都不说话了。陈郁还越说越来劲，说是依他看，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再正常不过，大学少了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词迅速窜入我的脑海：“激情”。是的，陈郁的稿子里面缺少的正是激情。对一个新闻人来说，没有激情，无异于一个匠人。激情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用心在生活。生活本身是门大学问，它的内核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我工作很努力，玩命似地找选题、采访、写稿。我还时不时虚心向老记者请教，学习获奖新闻作品。很快我成了报社里突出的记者，开始参与一些重头报道任务。我站稳了脚跟。一次经过周主任办公室门口，无意中听到周主任对人感慨道：“江风是个人才啊，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比有些大学毕业生强多了。”我心里一热。
三个月见习期满的那一天，老总叫我去了他们办公室。老总亲自为我沏茶，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和三个月前相比，老总的脸明朗了许多，说：“江风啊，表现不错。你刚来时我还有些怀疑你的能力，怕你没有经过大学里的系统训练胜任不了工作。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离城几百公里的一处地方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损失惨重。部门迅速策划了一套报道方案。因为是重大选题，单兵作战力量太薄弱，部门安排我和陈郁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和陈郁都有些不太乐意，害怕单独相处时的尴尬。但军令如山倒，只得接受。去往事发地的汽车上，我和陈郁几乎没说话。我费尽心思找了两个话题，但话不投机半句多。没辙，只好各缄其口。滑坡发生在一座又陡又高的山上。我们到达山脚下时，天已黑尽。就近找了家小旅馆，吃完饭，早早睡了：一是劳乏，二是免得无话可说太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们往山上望去，不由胆战心惊。滑坡从山顶处开始，那里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大裂缝。山体变了形，漫山遍野都是从高处滑下来的泥层和乱石。田地看不到了，树木看不到了，有几处房舍露出屋顶，一条被泥石流掩没的死猪的尾巴耷拉在外面。在滑坡带的周围，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农舍。离山顶那条大裂缝很近的地方，孤零零立着两户人家，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两条小船。
我指着高处对陈郁建议去山顶找那两户人家采访，因为那两户人家就在滑坡的起点处，对事发时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陈郁看到盘山公路都被泥石流埋住了，觉得不好上去，不如在山脚下采访一些群众。我一再强调山顶上的人家我们绝不能放过，他们是感受最深、最有说服力的目击者。如果不采访他们，我们这个报道就差了很多东西，也算是失职。
见我语气坚决，陈郁没再吭声。我们默默地望着山顶好一会儿，根本看不到明显的路径。陈郁赌气说要去我一个人去他是不会去。我自己沿着滑坡边的梯田田埂往上爬。走了一阵，我听见身后有很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郁跟来了。
越往上越难走，田埂没有了，只有乱石和杂草，很陡。我在前面手脚并用地探路。陈郁在后面10来米远的地方气喘吁吁，一会儿问：“还有多远呀？”一会儿骂：“狗日的鬼地方！”
忽听得扑通一声——陈郁攀住一块石头往上爬时，手一滑，摔了个狗啃泥。我赶紧倒回去，把手伸到他面前。陈郁看了我一眼，抓住我的手……就这样继续前进，一路无话。
当我们出现在那两户人家面前时，把他们吓了一跳，仿佛我们是外星人似的。得知了我们的来意，他们热情地迎我们进屋。
一位50多岁的老农一边帮着掸去我们衣服上的泥土一边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记者，想不到还是在家门口看到的。稀奇，稀奇。”两户人家的十来个人都围拢了。主妇们拿来热毛巾让我们擦脸。在大家眼中，两个城里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爬到山顶，简直是奇迹。
我没有猜错，关于滑坡前前后后的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介绍得很详细。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他们甚至显示了民间文学家的天赋。用新闻的行话来说，我们得到了“猛料”。
据他们说，政府部门的人来看过，让他们赶快搬出这里去投亲靠友，因为谁也说不准是否还会有新的滑坡。我问他们既然如此为何不搬？他们说，能搬到哪里去？亲戚远的远，穷的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