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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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声声讲“通识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状态或理性智性训练，在今天被诠释为“奶酪”、“加西亚”一类的“三分钟离地飞升术”，这就是今天某些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我无心拿北大说事，但我一直想写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时文，以此为实例辨析一下作为中国教育范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现状，是一个针对“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探源之路。
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买了不好用的次品，你的投诉对象肯定不是这产品，最终追问的是生产了次品的厂家。录用的不合格的大学生，就只有找学校，从教育这条生产线上着手。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多年前就有人开始思索这个命题了。可悲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它并没有因人们的焦虑和呼吁而得出答案并改进；反而随着教育产业的财源兴隆变得越来越突出，直到它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被纳入技术层面来应对。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小的时候，我内心仇视教师这个行当。在我看来，父母亲一辈子过的是一种晦气重重的生活。当年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是坚决不填师范专业的。直到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这才改变了我对教师职业的看法。这篇文章就是我母校的老校长梅壬摹洞笱б唤狻罚梢运嫡馄恼律钌畹卮ザ宋摇�
至今为止，我的学兄弟妹们还能共同朗诵这样的名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我老是挂在嘴上的“读书人要像读书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咂摸了多年《大学一解》之后的个人化总结。我曾经有感于梅先生《大学一解》，创新一篇《大学三叹》，过会儿我拿给你看，聊博一笑，但确实代表我的心声。
按梅先生说的以“生新民”为要务的大学机构，今天似乎有点“变了颜色”，大学那种崇高的、理应让人敬仰的形象在逐步黯淡。我给你看的这篇文字，就是半年前我回到我曾教书的武汉那所大学的“失望之旅”后写下的。那一次我回去本来是想给我原先所在的那个系投点钱，也算是给我未完成的“教书育人梦”做一点弥补吧。可当我回到学校时，几个强烈的感官冲击促我打消了捐款的念头。还是那句话——“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我站在校园里，只有“思古”的份。
几座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寓示着学校的发达兴隆。原先的那座古色古香的象征建筑虽被“仁慈”地保留了下来，但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赘物。学校业已合并了周边的另几所大学，换了个更阔气的名字。人文精神的沦失，某种程度可以从这种“做大做强”的风气中得到反映。国人如今一般喜欢把“做大”“做强”联起来说，但明里人都明白，做大和做强并不是一回事。尤其对某些高校的“航空母舰化”更是如此。我只看到了“高楼平地起”“分田分地真欢喜”的虚骄心态，心中的大学已经荡然无存。学校领导的好大喜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摆“天价宴席”擂台的反人文丑剧在这个领域翻版上演。
这让我想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个哥们装修完房子，请大家去参观。一进他家，我便惊呼：“嚯！哥们儿你行啊！居然能把7000/平米的房子装修成3000/平米的档次！一般人想做成这样都不容易！”并非我说话刻薄，实在是因为我那哥们儿品味不怎么样，叠床架屋，把一个好好的居住环境搞得令人生畏。这个装修房子的类比正可以形容当今某些大学的扩容。
语文老师都知道，教学大纲中有一条是培养良好的“语言思维品质”。而如今，一些名校因为扩容或者“升级”，放弃原有的名字，取而代之以俗不可耐的新名字。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暴发户的思维品质移植到了我们的大学校长头脑中？把一个好端端的、方正简洁的大学牌子给改换成民办大学的类似字样，这就不能简单的从笑话的层面上去理解了——端正的思维、读书人的品质，首先就从这个牌子上丧失。关于大学的改名，我只是举个例子；但这个小例子，就可以反映出当前学校思想的苍白和蛮荒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大学领导者都是这种境界，那大学的人文环境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斯文扫地矣！我只能说出这句话。
以前人们说“斯文扫地”，是指书生、知识分子受欺凌，是指读书人坚持公义公道而遭迫害。现在用人单位说“斯文扫地”，只能怨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习惯把“大学生”和“人才”直接等同起来。记得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同大学生对话时，一位学生提问：“怎样解决大学生就业时‘才非所用’的问题？”市委书记回敬了一句：“人才？在哪里？谁说的你们大学生就是‘人才’，配‘人才’这么一说还早了点儿吧？”而现在，这样一个层面的对话，也成了“中国校园简史”里的一个遗迹了。
思来想去，“斯文扫地”并非这些孩子们的责任。执教育的人都该想一想：是谁造成了这种无比尴尬令人痛心的局面？这次你采写的“对应届毕业生说不”系列可以说是一个“低调俱乐部”的言论汇集；我的这篇言论，可以说是低调里的低调。我也希望有个答案。
采访后记
老冒跟我一直聊到凌晨才罢。他一再表示，“你到我这儿采访，我会给你一个‘走题’的东西；我不会告诉你应届毕业生比起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来存在什么不足；你也甭指望在我这里帮应届毕业生讨教到‘良方’。现在号称能让一个平庸之辈‘立地飞升’的戴提尼式的骗局太多。据说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时，曾经把这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好骗子，一种是坏骗子。说实话，我连一个‘好骗子’都不愿意做……闻切斋只‘闻切’，不开药方，也开不出药方……”后来老冒还谈到了自己的理想，说是曾和友人相约，将来办学校，做个校董，以圆自己未遂的梦。
当天我住在他家，有机会重新翻开那篇《大学一解》，这几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