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0-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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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美好新世界
？ 陈方正
对人类整体来说，传播媒介的改变就意味存在状况之改变，而对此改变的感觉则要由其快慢来决定。显然，一万年太久，只会令人生出“太阳之下无新事物”的幻象。对于苦短的人生来说，千百年间的变化也还看不见，感觉不到，只能寻之于历史记载，虽可引起惊讶、感慨，却并无实际冲击。但在短短十年、五年之间宛如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互联网，那可真就来得太突然、太急速、太凶猛，令人既兴奋又惊奇、惶恐，简直无所适从了。更何况，已经在开发和营销管道中排队等候出笼的，还有传输影音动画的“宽频网络”，和能够辨认图像以及理解自然语文的“智能网络”；甚至，将电脑晶片植入皮下以与人脑直接沟通的技术，也都已经达到试验阶段了。在今日，人与人，人与电脑网络之间的固定、瞬时联接与沟通说来仍像是天方夜谭，但在阅读这篇文章的绝大多数读者的有生之年，其实是绝对有可能实现的。那也就是说，在可见的将来，人类就的确可能达到类似于“天人合一”和“在主内合而为一”那样不可思议的神奇境界──虽然届时我们的感受很可能与传统信仰所描绘的无上幸福大不一样。那么，站在这正改变着人类存在方式的巨变之前，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不断加速，不断加幅，令人脑昏目眩的惊人变化呢？
其实，这个无从预测但又已经迫在眉睫的大不可知，和天文学家现在经常谈论而且作了大量观测的黑洞倒是有一点相似。我们现在知道，宏观物体受黑洞吸引而通过它的所谓“视界面”（event－horizon）即表面时，其各部分所受的吸力相差极大，因此会为由之而产生的巨大内在张力所摧毁、撕裂。同样，国家、社会、机构要承受人类沟通方式剧变的张力，恐怕也必然会歪曲、变形，以至解体。所以，对于大机构总裁、行政领导、政治家等负责社会发展方向和决策的领袖人物来说，以互联网为标志的这个新时代不但是机会，更是重大危机。他们既得高瞻远瞩，展望未来，又必须战战兢兢，探寻绕过深渊，避开陷阱，通往新时代彼岸的曲折途径。而且，能抵达彼岸的组织、机构，必然要经历可能非常之剧烈而痛苦的蜕变，那是无可置疑的。
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大小（Extension）的个别粒子来说，在通过视界面而进入黑洞的刹那，却绝对不会经受任何异常力量或变化，而进入黑洞之后唯一与前不同之处，也只不过是从此再不可能回头逸出黑洞以外而已。同样，对个人来说，迎接互联网和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一切——宽频网、智能网、人与电脑（还有网络）界限之消融等等，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或者可怕之处。正好相反，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不开开心心，欢天喜地的接受这些无限新奇、刺激、美好、愉快的事物，以及它们所筑构成的美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难道这新世界不正就是按照我们大多数人的需要、欲望、憧憬而建造的吗？否则，它绝不可能具有那么巨大的能量，也根本不可能从旧秩序中升起、呈现！黑洞是由坠入其中的无数粒子的质量积聚而成；同样，不也正是因为人自己之大胆、好奇、不断探索、永不满足，以致往而不返，超越了天人之际的界限而不自觉，这才会产生现代科技，这才会出现令我们目瞪口呆的美好新世界吗？
是的，往而不返──这不应当再视为警告，而已经是必须接受，必须面对事实。粒子不可能离开黑洞，人类亦不可能再拆散互联网，拒绝科技文明和它所带来、所代表的一切。现在是伸展你的神经触须，徜徉于互联网深邃、广阔的美好新世界，探索其中所蕴藏的无穷资讯，无尽机会，无限联系可能性的时候了。在恐怕不会再有多久的将来，当全人类的“神经末梢”都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互联网就会从虚拟蜕变为实存，正如人的神经网络是实存，甚至比个别神经元来得更为“实在”一样。让我们回到麦鲁恒吧。他说科技产品诸如衣服、居室、汽车、飞机、电话等等都代表人体功能之加强，因而都是人体的“伸延”（extension）。但互联网却并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全人类。所以，它和前述那些神奇发明又不完全一样：它并非人“体”之伸延，而是由“人”（包括其智能、思想、意欲）的伸延所造成的新生事物。在这新时代的诞生时刻，传媒已经远远超越了负载语言的声音，或者负载文字的甲骨金石、丝竹纸张，乃至负载声光影像的电磁波等等被动传媒，已经逐渐和具有强大主动性的人类整体结合，成为莫可名状的另一种〃存在〃了。所以，麦鲁恒说得还不够透彻，在今日我们应当看到：传媒就是存在。
小侃中国酒文化
？ 素 耕
我国素多名酒，其中如茅台等某些酒早就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酒的产销量也非常之大，可说是酒的大国。从造酒史来看，更是酒的古国。
关于酒的发明者一说是夏代的仪逖，一说是商代的杜康，但均无确证。约在公元前二千八百年至前一千八百年的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就有了自然发酵的果酒。此后进步到利用谷物糖化再酒化而酿酒，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的商代得以发展，能生产用黑黍加香草鬯酿成的“秬鬯”（《书·文侯之命》：用？尔纒鬯一卣）是当时的极品，为王室所有，而一般的用酒是普通的“醴”。至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先秦时期，出现了用谷物或其副产品培养出一种能发酵的活性微生物或其酶类的“曲”的直接酿酒法。这大大先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秦汉之际，造酒业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制酒六法即“稔”（原料须采成熟的谷物）、“泉”（使用优质泉水）、“洁”（制造过程要清洁）、“时”（下曲要及时）、“适”（火候要适宜）、“器”（容器要用优质陶制品）。汉代以后更发展了制曲技术，曲的种类增多，也就增加了酒的品种。降至东汉又引进了葡萄酒的生产。宋时即有了药酒。元明间又有了蒸馏法酿制的烧酒。另外，苗乡也盛行用竹管或芦管聚饮的咂酒。特别是关于制曲和酿酒的技术理论，我国早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就有专章论及；唐以后又有朱翼中《北山酒经》的专著。故我国的造酒史是很悠久的。
商、周以后，酒不但用于祭祀，且会盟、祝捷、公务活动，渐次到民间的喜、丧礼仪，和节日欢聚、友朋迎送等场合都少不了酒。以后又陆续有了关于酒的著述、涉及酒的诗文异采纷呈。仅关于“酒令”就可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专著。还有从旧文化遗址和古代墓葬中先后出土了青铜或陶制的尊、？、卣、爵、罍？等酒器也是不少。可以断言，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
对于饮酒，我国民间素有“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和“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而大多数人是主张“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从而有了“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宜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一些讲究。当然，这是文化人的情结，而一般百姓呢？却另有佳兴，据说绍兴民间在女孩降生后，即酿好酒用有花纹的酒坛盛好，以红纸封严，窖藏到这女孩长大出嫁时用，称为“女儿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雕。这又多么富有诗意。
当饮酒进入了社会生活，且有较久远的历史，也就有了社会精蕴。除了灌夫、邓弼的使酒骂座；刘伶、阮籍的纵酒疏狂令人扼腕外，历代还有许多与此有关的名篇佳句，目不暇接。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是尽人皆知的；陶渊明的《饮酒诗》情理浑然，使人有回归自然之感；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折射出诗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与人世决裂的宣言，但又抚慰人生。王维的《渭城曲》成了阳关三叠的乐曲，至今仍然鲜活；柳宗元的《饮酒》，写出了酒写出了醉态和性格，是独有个性的饮酒诗，活脱脱的自画像。再如王翰的《凉州词》表达了边塞军人紧张、热烈的生活和带有朦胧的追求与幻想的豪情逸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引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引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引出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引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华发生”，等等。真是字字珠玑。元代白朴的《劝饮》（寄生草），既难忘功名又关心邦国，胸怀壮志又报效无门，借酒浇愁，故作旷达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的宣泄的写照。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醉乐”贯串全文，令人一唱三叹。而载名世《醉乡记》恰恰相反，批评醉乡有人，天下无人，普天下都成“醉汉”，国家民族的前途何在？确为警策。现代的许多文学巨子如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周作人等也都有关于饮酒的随笔，饶有韵致。甚至鲁迅的《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现在还有人利用这块招牌。
其他如戏曲的《太白醉写》《贵妃醉酒》《醉打山门》；绘画的《洞宾醉卧岳阳楼》《醉渔图》；书法上张旭的狂草，等等。无不是对蹇达的感愤和忧乐的宣泄。如此，使中国的酒文化斑斓多采，意蕴无穷。
中国的酒宴并非专为口腹之好，而是要有一种情趣甚至行乐，以及人情的沟通。故“酒令”应运而生。俗者如“猜拳”、“击鼓传花”；雅者如“射覆”、“行令”。《红楼梦》《花月痕》《镜花缘》《兰花梦》等小说对此多有描写。
“射覆”类似猜字谜：取两个字分别去其组合的部分，将未去者再组合成另一字，让对方猜出所去掉的部分。而“行令”最普遍的是由第一人吟出一句诗，第二第三人……各依次接着联缀一句，但订有某些规则（如用典、限韵、或用前人句，等等）。借一例说明：清代袁枚一次出席某宴会，饮酒时“行令”，规定每人须吟一句前人诗作，句末须有“红”字。座上有一被人鄙视的暴富盐商，假充斯文胡诌出：“落絮飞来一片红”。众皆讪笑，落絮自应白茫茫一片，怎么“红”了？惟袁枚谎称此是元人旧句，杜撰其上句：“夕阳斜照桃花岸”，飞絮飘忽于红光中岂不映红？此盐商感谢他解窘，事后赠以重金。袁枚虽贪鄙却也有急智，而“行令”是需急智和能锻炼急智的。
另有一种较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令簿”或掷骰子。所谓“令簿”，是十八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