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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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称赞左拉是一个革命者，概括说明其理论是“我们除了生活，没有别的模特儿”，并指出左拉的理论之所以不为人们认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想象文学所产生的怪物，而体会不到观察和细致入微地描绘目睹到的事物的意义。接下来，莫泊桑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列举左拉在文学创作上的功绩，说明自然主义实际上已经战胜了旧的审美趣向而获得了伟大胜利。莫泊桑对自然主义并不是非常拥护的，他也尽量避免让自己和自然主义发生联系，但从《爱弥儿·左拉》一文看，他对自然主义的无禁忌地写真实和从生理角度描写人是完全认同的。
珠联璧合的兄弟作家
别具一格的实录小说
我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这样的父子作家，在千古文坛上传为佳话。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上，也有一段佳话，一对才华出众的亲兄弟，志同道合，终身不渝，通力从事文学创作。与“三苏”、“三曹”不同的是，他们兄弟俩不是各呈佳作，争妍斗艳，而是共构奇篇，同放异彩。他俩就是号称自然主义开山之祖的龚古尔兄弟——兄长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弟弟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
龚古尔兄弟出生于洛林省一个贵族门第的资产阶级家庭。“龚古尔”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姓氏，在古德文里为“斗士”之意，埃德蒙曾自豪地说要拿它“到文坛上去显扬显扬”。作为“文献小说”或“实录小说”
的始作俑者，他们所具有的反传统的勇气，与“斗士”称号是相称的。
他们的父亲是一名英勇的军人，他虽然从未买过一件艺术品，但对家用器皿却很讲究，据埃德蒙回忆说，这位军人所用的酒杯，给粗手一捏就会碎；不论什么样的好酒，如装在粗劣的杯子里，就得不到他的赏识。埃德蒙兄弟继承了这种高雅的趣味，对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这位父亲英年早逝，龚古尔兄弟由母亲一手抚育成人。她将女性的细腻敏感一点点地浸染进他俩的身心。而多愁善感对于多数作家来说几乎是一个必要前提。
埃德蒙身材高大，性情沉静。中学时爱好绘画，学业平平。因为当时绘画深为中产阶级家庭所不齿，出于母亲意愿，十九岁时开始修习法律，并到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后来又为了优厚的俸给而到了财政部出纳处，整天与他最讨厌的数字打交道。这对于一个文学天才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他几乎想到自杀。
茹尔则身子纤弱，性情活跃。他学业优秀，深得母亲喜爱。不幸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临终将他交托给年长八岁的哥哥。
从此，兄弟俩相濡以沫，共渡人生，几十年如一日，形影不离。好在遗产甚丰，衣食不愁，他们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生活。
他们最初并没打算一生从文，而是想以绘画名世，并为此而背着画囊，周游各地。旅行途中，二人轮流执笔写日记，开始只记些日常琐事、简单印象，后来则记得越来越详尽、准确。成了真正的文学游记。这使他们实际上开始了文学生涯。并且这种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最后积累成卷帙法浩繁的《日记》。
兄弟俩在1851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自费印刷，书名为《在一八……年》。该小说矫揉造作，内容驳杂，全然不受欢迎，一共只卖出去六十儿本，而自家的顶楼倒是堆满了书。
1852年初，他们的一位表兄办了两份报刊，请他们参予编辑和撰稿工作，但不到两年，这两份报纸便停办了，他们的新闻工作也就此告终。他们谓之“文学的练兵生活”。
从此以后他们开始了毕生事之的著述生活。他们试图从前代文物和实物资料入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花费了近十年时间写出了十几本史学和传记著作。六十年代，他们转而从事小说创作，成果不少，可是没有获得预期的荣誉，作品印数也不大，甚至非议颇多。直到茹尔去世，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茹尔曾这样对他的兄长说：“没关系，随别人去非议好了，总有一天人们得承认，我们写了《热尔米妮·拉赛朵》，这是一本典型作品，后于我们的，凡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名义创作的，此书堪称范本。”这垂死的作家充满了自信：“总之，在文学上追求真实，在艺术上复兴十八世纪趣味，替日本绘画打了一个胜仗；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思潮，倡导者是我们，是我们这两个默默无闻的可怜家伙。啊！做了这些，将来好歹也算得是个人物了。”
茹尔于1870年6月20日去世，时年不满四十，才华尚不得充分发挥，实在是一件憾事。在他生前，他们兄弟俩的一切著述活动都是相互合作、相辅相成的。他们既是相依为命的兄弟，又是亲密的朋友和事业上的绝佳搭档。哥哥比较深沉、成熟，艺术家气质不足，但工作更为认真、细致、扎实、可靠；弟弟则思路活跃，激情冲动，言词洒脱，妙语连珠，常有奇想佳构。在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中，埃德蒙的东西多些，小说方面则相反，而实际上，难分彼此，根本没有粘合痕迹。总的来说，埃德蒙更长于通篇构思，周密细致，没有遗漏，而茹尔则更精于局部润饰，添姿加采。当他们着手创作时，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两人共同拟出大纲，确定章节及其大意，乃至具体到每一处场景；然后分头去采访、调查，或是收集资料，参阅摘记；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便分头去写，两人写同一章，往往先写开头和结尾；写完，再把两篇稿子合二为一，所以定稿本上，常常留下一长串同近义词。兄弟俩根据写作方案，按部就班，细细道来，所谓“灵感勃发”、“文如泉涌”或“神游万里，思接千载”的公认的理想创作状态，于他们来说全然不存在，在这对浑如一入的兄弟作家身上，灵感和想象似无立足之地。他们这种违反通常的“创作是个人独特行为”观念的创作方式，使许多人不胜惊讶，也由此生出颇多微辞。诚然，这种有违一般创作规律的方式必然给作品带来一些缺陷，但从另一面看，有时候，由于有些合作者，尤其是兄弟，心意相通，珠联壁合，创造、发挥自如，也是有可能的。埃德蒙曾在晚年日记里说：“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我弟弟天性快活，才气横溢，喜欢表现自己；我生活忧郁，沉思默想，比较内向——奇怪的是，对于外界事物，两个头脑，却获得同一印象。”他们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确是文坛奇趣，千古佳话。
由于这种缘故，茹尔去世后，埃德蒙似乎丧失了创作力，即使他并未辍笔，文坛上的奇才“龚古尔兄弟”也不复存在，他的个人作品魅力大减。当然，这不只是才气不够，而与埃德蒙的精神痛苦也有关系，毕竟，多年来他象一个父亲似地爱着、照顾着茹尔，兄弟俩都未结婚，相依相伴，息息相通，如今弟弟早逝，当哥哥的从此形单影孤，难免黯然神伤，创作热情和才气大受损害。据当时赶往吊唁的戈蒂耶 （十九世纪法国唯美主义作家、理论家）记载，在从寓所出殡到蒙马特公墓的路上，埃德蒙“竟老了二十岁”，头鬓都白了，可见精神创伤之大，这不仅会在他今后的生活中留下一道沉重的阴影，也会使他的文学事业从此失去许多光彩。也有一些时人，如左拉，认为茹尔本就比埃德蒙更有创作才能。甭管是什么原因，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鼻祖，“龚古尔兄弟”是一体的，茹尔死后，这个“连体作家”就消亡了。
埃德蒙后来又写了四部小说： 《艾丽莎女郎》、《尚戛诺兄弟》、《拉·福丝丹》和《谢丽》，水平一般。他说：“今天兄弟俩的文学事业已结束，一个死去多年，一个自知太老”。
从1874年4月14日开始，法国几大著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及客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等五人常在星期天共进晚餐，当时便叫“福楼拜的星期天”。这是一个小型文学沙龙，五位名家在一起谈论文学问题。福楼拜死后，埃德蒙被推为盟主，改在他家顶楼聚会。埃德蒙的晚年生活比较悠闲，但他仍坚持记日记。1896年7月I6日，他卒于都德郊区别墅。根据他的遗嘱，以他的全部产业并版权收入为基金，成立了龚古尔学院，与敌视新文艺潮流、固步自封、排斥异己的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学院由十名院士组成，各授以丰厚的薪水，以保证他们能专事文学活动；并从当年出版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里，评选最有独创性的小说一部，授以“龚古尔文学奖”。该奖从1903年起，每年定期评选一次，至今不衰，业已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奖。
说龚古尔学院与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是因龚古尔兄弟的创作逆流而行，别具一格，因而他们才鼓励独创性的作品。他们作品的别具一格表现在哪里呢？回顾一下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最初是神话——简单联想的产物，意识里征服自然物的结果，而后是史诗，记载人类早期历史，接下来是漫长的中世纪，有教会文学、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城市文学等。文艺复兴开创了文学的新纪元，小说开始表现时代精神，具有社会意义，莎士比亚戏剧则开始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塑造出典型环境与性格，开创了现实主义道路。古典主义虽然有类型化、形式化的缺陷，但它注重理性，关注社会、政治，这与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启蒙主义在这一点上比古典主义更有所发展，开始关注人生；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新潮流，崇尚自然，注重个性和个人情感体验，想象与理想占重要地位，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将人视为万物灵长，从社会性的各个方面来写人。现实主义以全面、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社会与人，在再现中表现某种见解、倾向，在记实中显示某些规律和必然性，于客观冷静中蕴藏某种主观倾向与理想。如巴尔扎克。他凭着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广泛研究，忠实、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幅封建贵族没落和资产阶级暴发的画面，突破了自己对心爱的贵族的“无限同情”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进程，被恩格斯誉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可是在龚古尔兄弟的创作中，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并不试图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去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也不关心历史进程、社会状况和个人命运本身，不想从某种理性和道德感出发去流露什么倾向性，而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般的严谨态度，象对待实验标本那样对待人和社会，象陈列实验研究对象一样去构造小说，素材就是日常记录的一些绝对精确而全无主观成分的文献式或者流水帐式的琐事，或者是他们着意寻来的一些医学病例、法学案件。
他们创作的小说，既象一部历史文献，又象一份实验报告，只不过时有文采飞扬之处而已。
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诚如某些人所说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但他们既不是在遗传学、进化论、环境决定论的启示下去创作、去演绎这些观点，也不曾为了创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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