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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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脚冰凉，感到彻骨的冷。海风的冷，水底的冷，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的那一天，我从电视画面的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书案语言和廉价的同情，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二百九十”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他们冷峻，他们从容不迫，他们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无论震惊、怜惜还是愤怒，都是文件式、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字信息”产生的反馈。是“二百九十”本身而非那“一个个”在撞击他们。其态度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盘操纵和支配的。那种深思熟虑的严谨语气和措词（太耳熟了！）完全看得出，它并非来自情感和人道理性，而是来自概念，源于对“责任”的恐惧和处理事故的习惯。
不幸的是，就连原始的“震惊”也很快变得难觅踪迹了。死了的人彻底地死了，活着的仍懒懒地活着。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庭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甲板上人头攒动泣声汹涌的场面，想象那直到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栏杆不放、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求的生命们……
我更清楚地知道，夺走她的不仅仅是大海，还有我们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习惯了“事不关己”“等等再说”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天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的相爱的生命。
生命的“个”
在悲剧的日常感受方式上，除了重视“大”而轻疏“小”的不良嗜好外，人们也不自觉地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即偏重集合的价值而忽漏“个”的真实。
由于缺乏对死亡情景的最起码想象（“现场感”），感受悲剧便成了感受一堆枯燥数字，一摞干尸般的概念。人们所参与其中的仅仅是一场关于死亡信息符的传播，一桩单凭整体规模即确认其价值的新闻，而非真正严峻和残酷的“死”本身。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方式，而非严肃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是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其实很遥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性，我们往往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真正的现实个体的“痛”（“某某的死”）。数字仅仅反映了体积，它往往巨大，但却被抽空了内涵，它粗糙、笼统、简单、轻率，没有细节，缺乏细腻成分，提供不出具体的“个痛”感受，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打量数字（死亡的整体符号）上，往往容易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对“另类”和“异己”的旁观眼光！觉得那不过是一种“旁在”而非“自在”，是“外”而非“内”，把不幸仅仅视为了他者的不幸，视为一种隔岸的“彼”。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亲近悲剧，相反地，在疏远、排斥和离弃她。说到底，这是对生命作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一下子，我们把悲剧和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时间一长，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的迎来送往，渐渐便会麻木了人的心灵，阻碍了其人格的发育，其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颓废。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不义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合作关系即开始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惟一，他的尊严、价值、命运的不可替代性……生生死死都只有对应到具体的每个“个人”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帐篷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的不尊重，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从而也成了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惟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具有丰满的血肉，才具有惊心动魄的冲击力和震撼效果。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内在的人性矛盾、有机性和理性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空耗。
百年前的“泰坦尼克”灾难在今天的世人眼里，之所以触目惊心，就是因为两部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号》。人们通过银幕，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深海底的“个”，从集体的沉睡中打捞起了一具具的“小”：男女主角、船长、提琴手、医生、返乡者、母亲和孩子……眼睁睁目睹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怎样含泪向陆地诀别的……人们找到情景的同时也找到了这一个个“个”……如此一来，海难就不再只是一间空洞的被时空隔断的巨大陵墓，悲剧就不再是简单的新闻形式，人们被震撼的不再是简陋的死亡结局，而是死之细节，是一幕幕感人的生离死别，情感方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嘘、刻骨铭心的同类的死，“泰坦尼克”巨大的悲剧价值终于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
美国华盛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这“一个个”的清晰，它不是用一个巨大笼统的抽象数字来代替细节，而是搜录了大量真实的遇难者的日记、履历、照片、信件、日用品等实物，甚至还有死者生前偶尔留下的声音资料，逐一存档……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找一个和自己面容相像或同月同日生的孩子，或一个同姓同族同教派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那个不幸者的世界和生涯故事中去，和其一道体验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直到那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的降临。这样一来，你便无意中完成了一次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一次真实严峻的时光撞击，一次珍贵的生命相拥、灵魂重叠。
走出纪念馆，当一度被劫走的阳光重新照在你身上，当血液中又升起了久违的暖意，你会由衷地感激命运。是啊，生活又回来了，丢失的又回来了，你活着，活在一个被粉碎的生命剩下的时间里，而你们曾多么相似啊！一样的年轻，一样的才刚刚开始，一样的热爱和憧憬……却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今天！记住了恐怖、记住了邪恶，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接下来，你会珍惜，会感喟，会隐隐动容和感激……相信这样与死者的“会晤”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对你能否做一个正直而高尚的人发生影响……它会成为你今后生涯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
它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一个个”，爱护生也爱护别人的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它教会我们一种重新认识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培养良知、判断事物的一种方法，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乃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正常态度。因为在世界眼里，我们同样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的深沉感受。一旦悲剧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数字，离遗忘与背叛也就不远了。
其实，生命之间，并不那么远。
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
？ 陈传席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