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记忆--读人·岁月·生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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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崇拜无疑是那些罪恶的主要根源之一，但并不能以此解释一切，因此爱伦堡在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二十大之后便不断面对新一代的质问：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有那样多人受罪，你为何幸免？对此，爱伦堡作出种种回答、辩解。
　　他说当这些罪恶初显苗头时他就有所感觉，但他的辩解是“这一切有时败坏了我的味口，但绝未败坏我的良心，难道我能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吗？”（中卷，第260页）他承认自己也多次产生怀疑，但一再强调“当时我曾长久地设法说服自己：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何况又脱离了俄罗斯的生活。后来我对欢呼声和做弥撒似的修饰语都习惯了，不再注意它们了”。（下卷，第466页）他还强调，他当时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虽然明知许多罪恶，但为了革命的总体利益而必须保持沉默。第四个自我辩解的理由是“是的，我知道许多罪行，但要制止它们我却无能为力。况且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就连那些势力大得多、对情况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没能制止罪行”。（下卷，第470页）他很清楚，在千百万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可以到斯大林面前去对某一问题表示不同意见的作家。对此他辩白说“其实我同我的读者们一样是‘齿轮’和‘螺丝钉’”（下卷，第462页）这些辩解确实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无自相矛盾之处，更重要的是缺乏深深的自责和忏悔。至多他只承认“存在过两个爱伦堡，他们很少和平共处，往往是一个在侮辱甚至践踏另一个……”（下卷，第490页）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批判清理时，他必然要面对：“您居然能幸免于难，这是怎么回事？”的提问，这时他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并反复辩白说：“如果我是个信教的人，我大概会说，上帝的安排是难以解释的。”“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不像一盘棋，而是像抽彩。”的确，他与那个时代已经融为一体，否定那时代、那段历史也就否定了他的一生，这是他坚决不愿承认的。所以他多次表示：“当时我简直不愿再活下去，但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也知道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中卷，第418页）明明承认命运像抽彩一样不能把握，却又坚信自己的选择正确，不亦悲夫！
　　由于不能完全正视那一段历史，影响到他对一些人与事的分析。他对法国作家纪德的谩骂，颇能说明问题。纪德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一九三六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其他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申明自己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郑超麟译，第16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几十年后爱伦堡写此回忆录时，历史已经证明纪德的正确，而且爱伦堡此时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批判也比当年的纪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不仅不承认纪德的先见之明和道德勇气，反而依然对纪德作了最恶毒的谩骂。在“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用“极度轻率”、自恋……来形容纪德，连纪德对妻子的深深爱恋都成为他嘲笑的内容，甚至咒骂纪德有“精神上的阴部露出症”！（中卷，第292页）要彻底承认别人正确自己错误确实不易。当过去的罪行和产生罪行的社会、政治及个人的原因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时，对“过去”没有彻底重新认识时，难免会产生种种谬见，“过去”也就很可能重演。如何认识那一段历史，的确至关重要。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是这部书第一章的标题。无论爱伦堡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有多少矛盾之处，对过去翔实细致的记忆，便使这部书的份量格外沉重。而这，正是那些有意忘却并涂改过去，极力想像浮萍那样轻轻漂起，脱离大地以迎时潮的正人君子们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