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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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近武林的一族人家，以养鹰鹘为生而闻名。有一中贵人物，曾到他家买一只他养教的鹰鹘，就需花费百余千钱，他家里还有一本题为《嗽》的书，据说是宫中太监送给的。书中全是饲养鹰鹘之语，其中的饲养调教鹰鹘法全可实用。
这一事例透露出：在城市中专业养鹰鹘户已出现，而且经过专业饲养调教的鹰鹘的价格非常高，饲养调教鹰鹘的理论专业书籍也已问世，并在城市中广泛流传，加上专营的“鹰店”遍布京城，这就汇成一个信息：调教鹰鹘在城市中已成时尚。
这种对动物感兴趣并加以调教的现象，在宋代城市中唤为“教虫蚁”。虫蚁，是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之总称。人们之所以对调教虫蚁有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就是虫蚁可以领会人的意愿，堪称人类的知音好友。
如吕德卿在盆池中蓄养了一只绿毛龟，每天中午，主人用一根小竹杖去拨水面，这只绿毛龟必应声而出，主人便用小竹杖头插数片生猪肉喂它，绿毛龟吃完便沉入水底。如此这般两年，没有任何差错。谁知吕家稚儿想以此为戏，一天中午击水，待绿毛龟应声浮出水面，稚儿将它置于盆中。第二天中午，再敲小竹杖，却无动静，过了六七天，主人去盆中取出绿毛龟，才知它已死了。龟愠于人之失信，宁可不食，以死表示无声的抗议。至于那有声的，则更感人肺腑了。
沪南长宁军有一位养教“秦吉了”的人，由于这只“秦吉了”被调教得能作人语，有一夷酋便想以50万钱买走。主人和“秦吉了”商量：我太穷了，把你卖了吧。谁知“秦吉了”却说：“我汉禽，不愿入夷中。”不久“秦吉了”就死去了……
由于虫蚁经过调教，可以具备以上所叙的那样的龟、鸟的优良品质，所以宋代市民非常愿意调教虫蚁，以它为伴。如李昉将自己调教的五只飞禽，像朋友一样冠以名称：白鹇叫“佳客”，鹭鸶叫“白雪”，孔雀叫“南客”，鹦鹉叫“陇客”，仙鹤叫“仙客”，这确实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一派别致的乐趣。总括起来，贵族巨贾，豢养调教得较多的，主要为鸟类，当时流传着许多动人佳话——
熙宁六、七年（1073～1074）间，有一姓段的巨商，养一鹦鹉，在他的调教下，这只鹦鹉不仅能朗诵陇客诗和李白宫词，还能在客人来时，寒暄问安。时隔不久，段生以事入狱，半年方得释。一到家，段生向鹦鹉说：我在狱中半年，朝夕所想的只是你啊。鹦鹉回答：你在狱中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这话感动得段生泣不成声，下决心把这鹦鹉放归自由天地。段生特备车马，将鹦鹉携至秦陇，揭开笼子，一边哭，一边祈祝：你可以归巢了，好自随意吧。然而，这只鹦鹉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终飞走。它将巢筑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这只鹦鹉必鸣叫着到巢外问：客还见我段二郎否？然后悲哀地祝说：若见到时，请代我说：鹦哥甚忆二郎……段商和他的鹦鹉，简直像一对依依难舍的恋人。这种人禽心意相通的现象是很独特的，它证实了鹦鹉经过调教，是可以达到和人思想共鸣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宋代城市上流社会是很愿意养教鹦鹉的，例如经常教鹦鹉学念诗句——
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碧窗尽日教鹦鹉，念得君王数首诗。
隐居杭州孤山不仕的林逋，养教了两只仙鹤。林逋将仙鹤训练得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则复入笼中。有时客人来林居，而林逋坐小船去西湖诸寺了，一个小童子一面招呼客人坐，一边开笼放出仙鹤，让它去寻唤林逋。过一会儿，林逋必划船归来，十分灵验。
又如蜀人来东京时，有事则用鸽寄书，不到十天，家中便可知其音信。商人坐船过海涉洋，也用鸽子通讯，携鸽至数千里外，纵之还家，以报平安。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确实能收到迅速便捷之效。养教鸽子在宋代城市中渐成风气，尤其东南一带，已成习俗。在那晴空中，常常有一群群鸽子，它们色分锦灰褐黑，上下翻翔，又像斑斓的彩练，乘风飘舞……高丽国人也慕名来买这样的鸽子。
显然高丽国人是钟情于鸽子的通讯报信的功能。事实上，宋代驯鸽已不限于给商人通讯报信，还被驯化运用于驻扎在城市的军队的联络中——
如魏公一次去名将曲端的部队视察，曲端向他奉上所率五支军旅的簿子，魏公点了一支，曲端便在廷间打开一笼，纵一鸽飞出，一会儿，魏公点视的军队便随着这只驯鸽赶来。魏公为之愕然，索性都要看看，曲端便将五只驯鸽一齐放开。顷刻间，五支军旅随着这五只驯鸽迅疾集合而来，果然是戈甲焕灿，旗帜鲜明。
曲端之所以能够运用驯鸽带动军旅，就是因为他看中了鸽子有悟会人性的功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调教虫蚁者，都是着眼于运用发挥虫蚁的属性，有不少的调教虫蚁者单纯是为了猎奇——
元祐年间（10861094），释惠洪在万安军并海遇见一位八九十岁的老道，他养教了一只大如倒挂的鸡，一只小于蛤蟆的玉狮，一只状如铜钱的龟。他将鸡放在枕头中，让它啼即梦觉。他用线将玉狮系在案几上，唤它跳踯凳几唇作危坐状。他还将小钱龟放在盒子里，时时揭开盒盖让它爬出，到自己的衣袖之间游戏。释惠洪为之感慨：真是用诗都难写出其高韵来。
也是同一时期，邹浩在南迁时，曾去湖南的零陵澹山岩游逛。当他将到时，寺僧已出来迎接了。他很奇怪地问寺僧怎么知道他前来？寺僧回答说：是寺里养教了一只狐狸，凡是有贵客来，这狐狸就鸣叫报信。邹浩极为赞赏，欣然作诗曰：
我入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狡猾的狐狸，养教到如此能观察动向又非常通晓人性的程度，是很难的。它是受城市调教虫蚁之风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猎奇现象，因为作为宋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其发源地无不在其中心城市里，调教虫蚁也不例外。城市的调教虫蚁，总是能够为形形色色奇特的调教虫蚁提供着生动的范例——
如元祐年间在东京的“海哥”表演。“海哥”前二足似手，后二足是与尾相纽，其皮染绿，有斑纹如豹，实为海豹。都市人少见此物，争先恐后地来观看这只“珍怪”。教海豹者，用一个槛笼置放海豹。待观看的市民交足了钱，此人便呼一声，海豹闻声出来表演，仅这一出一现，就有人掷下千金，教海豹者所获金钱都无法计算了。而且，王公们不断使人传召，让他去府宅中表演，教海豹者一天几乎没有闲着的功夫……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市民无论高低，对奇特的调教虫蚁都是趋之若鹜的。同时也折射出了，调教虫蚁已被作为一种娱乐市民情绪的艺术被推而广之，以至有一豪族落魄子弟，见卖药者多弄猴子为戏，可以聚集市人供奉，他就比照模仿，装扮猴形，韦绳贯颈，跳踯不已，表演于场……
也有专门让人感到恐惧的“蛇舞”，那是临安庙前的戴生的把戏。他吹一只小苇管，蛇就会从藏匿处随声游到身边。戴生调教蛇，掌握了蛇的生息规律。戴生家畜蛇数十种，尽是些锯齿、毛身、白质、赤草，或连钱、或绀碧、或四足、或两首、或身小首大的奇异怪蛇。
其中有一条最大的蛇，形似殿楹，长数尺，堪称蛇王。戴生将这些蛇各随大小，用筠篮贮藏，每天喂给它们肉。表演时，戴生赤手拾取这些蛇，似捡鳅鳝，十分自如，而且呼唤蛇旋转升降，皆能随自己的意愿。
戴生别无资产，只凭靠戏蛇生存。这种以养教蛇而谋生者的出现，是宋代调教虫蚁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临安市民文化欣赏水平提高的结果。临安市民不仅将“捕蛇”列为一种伎艺，而且还尊戴生为“戴官人”。这种将调教虫蚁的伎艺人，当成自己心目中值得敬重的人的公开表态，是一种全新的市民价值取向。
临安市民中的许多“闲人”，就是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下，投身到调教虫蚁行当中来的。他们专门学习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等，天天下茶馆，入酒楼，走街串市，专陪有钱人调教虫蚁。他们将自己调教虫蚁的本事出售给富人，虽然有些鄙下，但确实促使着稀奇新巧的调教虫蚁节目的出现——
猴呈百戏，追呼蝼蚁，驴舞柘枝，熊翻筋斗，乌龟踢弄，金翅覆射，斗叶猢狲，老鸦下棋……更让人叫绝的是“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卖糖的人，守在一贮满水的大木桶旁边，有节奏地敲着锣，以名字呼唤那大木桶中的鱼鳖鲒鲫，待它们浮上水面，卖糖人便掷以小面具，或鱼或鲒或鲫，戴上小面具，就在水面上舞蹈起来了，左右摇晃，舞的是“斋郎”、“耍和尚”等活泼逗乐的节目，舞完一段，便沉入水底。这时，卖糖的人又别呼其中一物浮上，表演类似的节目。
这样的调教虫蚁，委实有趣得很，也委实是神来之伎。在宋代以前没有，在宋代以后也没见过，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从另一角度说，这是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买糖而演练的，这就使调教虫蚁的商品买卖色彩更浓。
其实，早在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1），就有貉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宋时伎艺人则将虫蚁驯化好了才拿到市场上。如有市民用500钱就买到一只黠而驯的鼠狼，这只鼠狼自归买主，去买主手内取食，跳窜戏扰，就好像是这位买主平日所调教似的，实际这是商贩将虫蚁调教好来出售的。
宋代城市中的调教虫蚁，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商品活动，尽管这个活动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调教，但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出卖，为了取悦，或为了赌博，这在宋代城市的斗鸡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杨公笔录》有“世人以斗鸡为雄”的提法，以此类推，宋代城市中的斗鸡活动必不可少，驯养斗鸡的经验已见于这一时期的文字记录：
养斗鸡之初，首先要结草为墩，让鸡立于草墩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鸡的脚立定而不致倾斜。同时，把喂鸡的米高高放置，超过平常放置喂鸡米的米斗之处，这必然使鸡耸膺高啄，久而久之，鸡的头就会常竖而嘴利。为了使鸡斗起来顺利，也为了使鸡有斗的模样，要割截鸡的冠，这样就使敌鸡无所施展其嘴。还要剪刷尾羽，使鸡在啄斗时易于盘旋。另外，还要常用翎毛搅入鸡的喉咙，这样就会去其涎。至于掬米饲之，或用水两腋，调饲一一有法。鸡经过训练、调饲，达到合格标准者必须是毛欲疏而短，斗起来欲竖而小。其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长，眼睛欲深而皮厚。它慢慢走着步，眈视对方，毅不妄动，看上去像木雕的一样。凡是这样的斗鸡，每斗必胜。在斗鸡过程中，有所谓“三闲”之法，即三次休息之规定——
一闲：是在两鸡开始斗一会儿，一鸡失利，其主人便抱着鸡去少休片刻，在此期间，可对鸡去涎饮水，以养其气。
二闲：是再让两鸡相斗，其中一只鸡失利，其主人便抱着这只鸡像“一闲”那样稍微休息一会儿，养气调神，以便再斗。
三闲：也是最后一闲，斗鸡的双方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