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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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所有有关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属地位的资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据以推断早期蒙古人有一个自己的“国”的资料，全都来自宋人的
有关材料。据记载，在一场战事爆发后的1147年，金人对蒙古人采取了抚慰
②
政策，蒙古的统治者称汗，建年号天兴。这位当事的蒙古首领被某些学者确
认为合不勒汗，他是铁木真的曾祖，据《秘史》载，他甚至已经“统领了全
① 见＇378＇查尔斯·A。彼得森：《1211—1217 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第248 页。
②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99—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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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蒙古人”。宋人的资料还提到铁木真本人曾以一个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 ③
因此显而易见，铁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部落背景
不明的冒险家，而是一位曾经接受过金廷的褒奖、封赠和礼物的王者家庭的
世袭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兴力量的领导者同一个中
央帝国的关系已经是多么深，保持的时间是多么长；还表明他们在建立一个
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熟悉“中
国的”制度。他们都是在支配内外关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难
想象这些外族统治者们是多么渴望成为“天子”，多么渴望进行封赏或接受
贡物；而不是被他们的“太上皇”封赏，或是派使臣给“太上皇”送去贡物。
唐代初期那些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当然也影响了相
邻的部落联盟的领袖们，渐渐地，他们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要求并最终成
功地当上了皇帝和天子。
③ ＇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5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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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制
中国从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干个国家，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天子统治之下，
这在中国当然不是第一次。这种分裂在从汉末到隋的三个多世纪内存在过，
而在10世纪初的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就多国并存这一点而论，这个征服王朝
时期与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势下出现
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转移。北京 （燕）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
不太重要的远北边疆地区，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要塞城镇，在全中国范围内
还不能起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当辽将燕京 （它的南京）作为
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为辽帝国在整个定居区的首要行政中心时，情况发生了
急剧变化。金步辽的后尘，也立足燕京实施统治，这时他们称燕京为中都。
蒙古的皇帝也带着他们的大部分朝廷办事机构驻留此城，并改称其为大都。
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现在的北京修筑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帝国都城，其中包
括豪华奢侈的宫殿和园林。它给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来访者多少也要回
想起使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的金元时期。
五代时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角逐场而始终记录着历史的两座城市——长
安和洛阳，最终都失去了它们的显赫地位。9世纪80年代以后长安遭到毁坏，
它的地位就再也没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过，而整个西北也逐渐沦为落后地
区。后梁在东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开封建都后，洛阳同样也开始衰退。开
封被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宋再次作为首都。1127年当宋人丢掉了整个中国北方
和他们的都城开封后，开始了中国政治重心向东北部转移的第一步。南宋政
权随即在杭州建立了“行都”，这里发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丽豪华比开封
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
随着1276年以后几年间南宋的溃亡，杭州也永远丧失了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
的地位，此后近一个世纪内全中国都要服从北京的号令，直至1368年蒙古朝
廷被驱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乡。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1420年以后朝廷迁
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华帝国的寿终正寝。这种政治中心向
东北的转移改变了北京，使它从一个没有文化特性的偏远落后之地，一变而
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首都，一个拥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
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舞台。然而，从经济上说，即便是在遭到蒙
古人首次沉重打击之前，东北部地区始终都是一个贫穷少产的地区，北京一
直依赖从长江的产稻区调进粮食，这就需要从水陆两方面对国内的运输系统
迸行彻底的改造。
如我们所知，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方边疆的政权重新统一。这种情况发
生在隋、宋时期，元代时再次重演。中国的统一只能肇始于北方的观念到13
世纪时几乎成为一种成规，在忽必烈掌权后，当他同意了一项宋人与蒙古人
的和约时，仍然将这一观念用作政治论据。北京和杭州两方的皇帝当然都认
为自己是君临中国世界的正统的统治者。不过蒙古人的胃口远远大于中国的
历代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合理的版图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整个世
界。这一想法在他们送给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统治者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达
出来，信中要求他们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汉人发明的“天下”这一术语，
而它在蒙古人那里有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
当作了他们“未来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意识还通过忽必烈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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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高昂的远征被带到了遥远的缅国、占城、爪哇和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
曾不受拘束地处于宋朝纳贡体系的边缘，它们只有在有所请求时才派遣赴宋
使团。但是从未发生过宋廷试图派遣军队远征海外而强迫朝贡的事情，尽管
它拥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蒙古人在间接统治吐蕃时所采取的强制性
做法，也可以看作他们世界性野心的一种表达。中国从没有一个王朝将任何
程度的权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满足于它邻接吐蕃的边疆并保持现
状；而中国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却被蒙古人利用来为扩张主义观念
服务，其野心勃勃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以往纯粹汉人的国家曾想达到的任何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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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约关系
在中国重新统一于元朝之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结构可以用盟约时代来形
容。尽管一项承认其他政权既合法又平等的盟约原则上似乎与一个帝国所宣
称的一统天下的观念相矛盾，但与其他政权订立盟约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
史。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朝就对匈奴推行了一种抚慰政策，即必要时通过
送礼 （主要是丝帛）、和亲以及对相邻的一些政治实体做出让步——这种情
况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成了反复出现的因素——以使这个不受统治的部落联
盟离开中国边疆。但是，在对付危险的敌人时此类约定总被视为仅仅是一种
权宜的、等而次之的解决办法，是当一个王朝不能赢得彻底胜利和征服时所
可能采用的一种手段。
就宋而言，它在11—12世纪征服王朝时期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
征的。依靠军事手段既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也不能打败女真人的国家，
宋—辽以及宋—金关系史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史：相对短的战争和主要通过输
纳大量银绢以换得的相对长的和平，停停打打交替进行。1005年宋辽缔结的
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在金灭辽之后，金人认为自己是辽
的合法接替者，因此理当从宋朝廷得到与从前同样的岁赂。澶渊之盟除了所
允诺的岁赂（这比“贡”更可接受，宋人曾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这一叫法，
因为它含有臣属的意味）以外，其内容还包括同意修正边疆地区的划界，以
及如何处理边疆地区和有争议的交界区的动乱的规定。盟约亦确立了沿边的
互市，开展由国家监控的商业贸易。
但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内在的内容是两国相互间的承认和相互间正
式外交往来的建立。定期派出的使团有两个作用：互贺元旦和君主的生辰。
其他场合派出的使团是为了吊唁去世的君主或某位近亲。这些外交往来——
其概念、仪式和外交辞令完全是中国人的——对双方都有详细的规定；在全
权代表的出行和他们谒见时的待遇方面，礼仪规则备受重视。除了这些按惯
例派出的使团外，一旦出现问题或进行某项交涉，还总要派出一些特使。
这种频繁的外交往来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当代的资料中就保存了一大
批外交信件，因此现代历史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被成堆的资料所湮没。
像11和12世纪这样的对其外交能进行如此详细研究的时期，看起来简直就
不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以前的时期。宋，也许还有辽和金的使节，在他们回到
自己的国都后，要按规定写出详细的出使报告。其中的一些报告保存至今，
它们提供了宋朝使臣如何看待那些北方国家的引人入胜的信息，令人遗憾的
是另一方的类似的报告却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对其他帝国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地位上的真正平等。它们的统治
者，虽然其“皇帝”的身份得到相互间的勉强承认，然而却附有一种微妙的
区别：虚构的亲属关系的术语表示了地位的不同。双方的皇帝以兄弟或叔侄
相称，以便至少维持某种表面上的不平等。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中国从理
论上说正是被单独一个虚拟的“家”所统治。由于在中国的家庭制中，不平
等地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这种做法便暗示了敌对的皇帝之间等级上
的分别。对于宋来说，1141年的和议是不同于这种方式的一个令人痛苦的例
外，它规定宋是金的“臣”，以便金在通信中可以直呼宋帝的家姓及他本人
的名字。这个奇耻大辱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164年才得以消除，那是在海陵王
统率下的侵宋金军战败之后，双方都急于恢复一种和平共处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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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范的观点看，这些调整双边关系的条约与西方人的概念不同。他们
不是起草一份共有的纸据并在上面由双方签名盖章，而是由每一方向对方发
出内容相同的誓书，誓书中庄严地承诺要恪守约定，并向天地神祇起誓。这
些内容当然都必须经过事先商定，因此订立条约的仪式是以誓约为其形式
的。这一程序是得到认可的，双方都依据相同的标准来办理。换言之，只有
那些具有组织结构上相同或相似的政府及办事机构的国家才能成为缔约方。
与宋缔结盟约的国家——辽、西夏、金——都采用了中国的制度，这就保证
了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还扩展到了对使节的接待上。接待使节的仪
式令人回想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