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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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的时间,力克艰阻、费尽心血独力编集《全宋词》的唐圭璋教授,年逾古稀,惨遭时艰仍在苦苦贯彻初衷的学者。衰躯风推即倒而仍心雄万夫。再说一事:就在距前几天后在山西路图书馆门前又遇到他。他说:“太巧了。我正想去医院找你。”原来明孝陵后山建陵后一直划为军事禁区,民国初年一度开放。有人见到石壁上有一块陆游、张孝祥等人的题名刻石,但不久又关闭,竟无一张拓片传世。老人听说有关军事部门同意南博进去拓了两份。唐老说:“这对于我有用。很想一看究竟,怕借不到。想劳动你,保证看过即还,也不会摄影留底。”我当然答应去办,也立即与有关负责同志联系,得到同意并由他们直接与唐老接洽。这件题名除上有陆、张二人姓名以外,有无别的记载具有历史价值,唐老未说。若有其它情况,唐老也不会是攫此为独有之秘,对我守口如瓶的。但他当时说话时专注、恳切的神情,至今在我目前。图书资料对于一心扑倒在研究中的学者是太重要了。段老也有同样情况。原赤壁路住房狭窄,却因同楼高觉敷教授一家人多,又主动让了一间给高。余两室,一小室成年孙女住;再一室较大,祖孙二人住。也是老人的书房、会客室、食堂。一个煤球炉烧饭、烧菜放在公用走廊里。八十年代学校建了新房,分给他一套,宽松多了。这时高又将一室还他,老先生宁可挤着住也不搬。为什么?因为新房离图书馆远了。段老治学范围很广,涉猎先秦至清末各类体裁文学尤着力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最受同辈学者推崇的则为经学研究,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就尤为显著。这两位都是胡小石教授的学生。虽然为了吃饭,一度失掉做学问的条件,但从我接触到的他们在“文革”以后的情形看,他们治学的立志是极为坚强的。这只是我见到的两个例子。胡老解放之初的那篇发言,解放前囿于门户,也许不会说。解放了,竟然说出口并深自责备。我想,这也许是解放之初,知识分子中一部份人见到党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督促同志致力于自我完善,一时风气清朗,感动了他们吧。现在回忆这数十年来的经过,重读这篇发言,大有助于我们的反思。发表是对的,虽然当时大家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可贵之点。当然胡老那篇讲话的内容,是值得从大体上考究的,但不能一概而论。
六二年,毛泽东又将一批诗词公之于世。对于大诗人出众的作品,海内外争相传诵。省文联在煦园桐音馆举行座谈会。学校里来的人坐在西边。政协及各方面社会人士,大多散坐东边。分列两厢并非有意。实因分别同车,到有先后的原故。也许因为郑重,内容丰富,也需要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开口,所以开头发言并不踊跃。有几位说话,虽貌似热情,有声有色,实多泛泛赞颂。这时东头赫然站起一人,一身长袍,一口苏北话,开口就异乎凡响:“说毛主席诗词伟大,的确伟大。但这不是用一本《文学概论》套得出来的。要说认识到毛诗的千年难得一见的真价,若指本人为第一人,亦无不可。”接着说明情况:抗战时在重庆编一种《词刊》(?),孤桐先生告诉他,毛泽东爱填词,好得很。不妨去信约稿,就说是我章某介绍的。遵嘱做了。不久就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作品。风神卓绝,真是前为古人所无,后使来者搁笔,如此不世之作,当然立即发表了。“今天在座有人为证!”说着回头找到高一涵先生问:“高老,你说是吗?”高老微笑点头。这位先生我在国画院图书室多次见过,那里有许多国内外画册,他常在那里翻看。但似乎难得以正眼看人,偶有一瞥也是冷冷的。
散会后与白老同行,向他打听。白老漫然答道:“他啊,高二适。你不认识?几十年来南京有名的……”猛然住口,留下两字空白。接着说:“喜欢弄弄诗词,也能写写字。”再停两拍,嘿嘿一笑:“要说幕僚,他倒是地道的。他当过于右任的秘书,办办文牍方面的事。当然在于大胡子那里吃的是一碗盖交面而已。就是于本人,他的邻居中的平头百姓见他飘然一身,也只叫他为写字的老先生。”他跟我到办公室,意有未尽仍论幕僚。他说幕僚中案牍劳神,是苦差。若以琴棋书画,助东家解闷消食的是谓清客。“我少年时就在这些人中间泡大的。在场面上混,讲究表面文章。为人,为学,种种应付真有一套路数。起承转合皆需中式。薪火之传,至今未绝。”过两天在画院图书室又见到这位高先生。请画院同志介绍了。他晓得我是南通人,就说我们是邻县,他是东台人。“你们南通人不知东台,我们东台人颇知南通。……”说来也还温和,并无拒人千里的感觉,从此也就熟悉了。于是就有人要我代求法书,倒也有求必应。不久,先生拗性大发,在郭老指摘《兰亭序》非王作,群起附和风起云涌中,高老力驳郭老。这长文竟然出现在毛主席的桌上。当然这又借重“孤桐先生”的渠道了。在当时竟被视为异数的是,毛主席不但批准发表且指示将手稿制版刊载报刊,开创了全国以原稿发表长文,这空前也许竟是绝后的特例。于是不但文名,书名一步登天,外界竟有种种神秘的传说。本来在江苏,众口一词是胡小石以下,林散之、高二适的行草,呈双峰并峙之势。这一来就扩而大之成为全国范围的双峰了。到了这一地步,居然白老也要我代他求字了。字要到,我问如何?白老又仰头一笑道:“现在他进了‘三希堂’了嘛!”本来找我时,我就说:“你不亲自找他?”他摇头笑笑,并嘱咐我,上款用他的别号。但在“文革”中,高老还是与大家“一锅煮”了的。岂但高老,在这大院子里,望重年迈如高一涵、吴贻芳等老人,也要在进入“总统”办公楼的长过道两旁,手持鸡毛帚到处掸掸。我住近吴贻芳老人的住处,晓得有夫妇二人照应她。夫作司机,妇作保姆,司机决不肯造老人的反。夫妇依旧照应老人,但老人也坚决不肯用小车子了。所以,我们也就常常能在三路公交车上碰着了。只见老人一手高举抓住车顶横杠,小脚伶仃颤巍巍地挤夹在人丛中。有一次居然有位年轻人给她让座,老人喟然说道:“你可怜我老太婆啊。”真是一语道尽沧桑。⑦
“文革”时同煮一锅,是为“锅友”,也算是受了一种洗礼。八十年代初,陶白同志探索历代研究《庄子》的情况,想同高谈谈,要我陪同,又要我约白老同去。白老居然答应了。我也是第一次登门。高老住一筒子楼楼上,走廊还是木板,可能是二十年代末产物,实在灰败。老太太在走廊上坐,一小凳上用一小木盆洗衣服。高老闻声出见,一见白老拱手相迎连说:“白匋兄,稀客,稀客。难得、难得。”就座敬过烟茶,陶老与主人细谈。我扫视周围,这是卧室兼书房,顶多十平米出头。一只小写字台,文具寥寥,似乎也没有书橱。白老拉拉我的衣袖,我依指一看,只见已成灰色的粉墙上,水迹模糊、苍茫一片。上面却用盖钉钉着一幅长卷。两人起身走近一看,竟是章士钊书赠此墙主人的古风一首。听说高老深研《庄子》。这高二适虽有殊遇,总还在凭几神游物外,败屋斗室何能限制他精神上的逍遥呢?似乎不久这位虽然一日名满天下,却只能神出陋室的老人也就弃世而去了。
我不晓得高二适先生在“文革”中被“煮”得如何。至于白老,我们都像荷叶上的水珠,虽落点不同,既落在一处就立即凑合而成一小撮。“文革”风起,一下子都滚进泥塘里了。污泥没顶,也就没有了什么私谊往来。但在同一系统,见面的机会无法避免。初期的批斗会上,主角轮不上他,大概以为没他的事,怜他冷落,梦神有时竟来与他亲近了。他体胖好睡,当副局长审查节目坐第一排,也会打起呼噜,表示他已去见周公,明示台上各位也可以稍事息劲。如今迥异往昔,是站到台上,奉命陪斗了。有次我见他又竟然懵着了。嘴角还顺溜溜挂着口水,因为隔着几个人,无法给他招呼。待他一觉醒来,微伸懒腰,显得舒服之至。所好突然瞥见当前情景,立即振足精神,面现哀戚之状,让自己进入与外部环境能融为一体的角色。但在狂风暴雨既过,开始了让造反“英雄”们舒筋活血的余兴节目,在虐而又谑的笑声中,就要他出场了。也许是更让人惨不忍睹的,他是被戏弄的对象。“英雄”们更可放手把文章做足。置身城墙脚的砖头,就是有一天竟然让它官复原职,再次沐浴于红太阳的光彩之下,他又能奈何谁呢?有一次在新街口胜利电影院里举行的大会上,他和另几位只是恭逢而敬陪人士,被勒令一字排开跪在台边。有个人雄踞第一排,旁边位子上坐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不久这男孩拿着一根手杖,迳直走到白老的面前,举起手杖在白老剃得光光的头上“卜!”敲了一记。白老蓦然受此一击,抬头看了一下。雄踞第一排的“英雄”,大喝一声:“看什么?难道还不认识吗?”儿子也跟着命令道:“低头!”随手又敲了一记。从此,每隔约十分钟就来敲一下。这样约敲十多次,邻座有一人说:“不敲了吧,再敲热水瓶要破了。”父亲笑笑说:“对,住手。里面全是资产阶级臭水,流出来要薰死人的。”这几十分钟里,白老的脸胀得通红,头皮则既红又肿了。他没有哼一声,甚至没有敢于再朝对手看一眼。他胆小。走出戏院,我问他:“什么人?”他说:“他看我必死无疑了!”经他一提,此人我也见过,原是给副局长抬花桥的,现在来抬棺材了。从前总是耸肩谄笑,现在则是开怀大笑了。这类怨恨起于何处哩?白老茫然。若是本有深仇大恨,有仇报仇,有怨伸怨,也还在理。现在的情形,却是彼此或并无芥蒂,或偶有小不如意,都可以成为飞来大祸。只能说人类在进化中有数不尽的劣根,远未淘尽深埋在心底。一旦受到鼓动,决堤而出那就恶浪滔天了。因为为所欲为可以不冒一丝一毫的危险,则懦夫也能立成恶棍。于是凶狠遍地。此外,世人中本来就不乏狡猾成性的人。“文革”一来,对于狡猾一道,又普遍特加引导,因为看着老实人和“硬头”吃足苦头,恍然于狡猾较易得生存,甚至飞腾。于是许多人参加学习。“四人帮”虽已打倒,市场也告缩小,而这两者:凶狠与狡猾的余绪,一时很难肃清。教子,传孙,绵延至今。虽然因为环境的改善,情知需加适应,则摇身一变,少数人甚至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使人目迷五色、善恶难辨了。也许谨守理性,尊重法治,可能逐渐还我清白吧。这当然是难办的事。但望日有所进,只进不退,或能如愿。
还是说白老,因为在“文革”中过分胆小,发生了多件使他自己后悔的事,甚至终生后悔的事。例如六九年在干校时,某天,小病没有劳动,蚊帐下着躺在床上,十多人的大房间只有他一人。不久来了几个人开会,听来是个专案组。谈的竟然是张慧剑。说是问题已基本查清,可以上报建议解放了。主持人声音很大。白老听得一清二楚。“文革”后他告诉我这件事,说是对不起相识四十年的朋友。当时因为怕事,在慧老面前连口风一丝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