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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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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延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朝延夺取董摩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932)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由此发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坚守的人聪明,结果必然是“攻者败,衬者胜”。
  其实,这时董、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在外敌压力面前,二人理应联手,董偏要互相残杀,其取败者一;但凭一己猜忌,出师无名,取败者二;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取败者三;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攻者愚,守者智”的道理。 
11。危急包含有转守为攻的机会(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原文]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琼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队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锚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玉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人。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宗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上面引述的原文,说的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朱温)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文中称“武皇”)的一次战役。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天复元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绛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于5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12。兵书略通即可,多则无益(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营,■不肯出,而未帝又数促■,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果报未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
  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刘■是五代时后梁将领。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刘■率军与晋王李存勋(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文中提到刘■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结果中了李存勖假装撒兵的计策。刘仁赡是五代时南唐将领,有勇有谋,更重气节。南唐被周世宗柴荣打败时,连南唐君主李景都奉表向后周称臣了,刘仁赡也坚守不降。前面第二段原文提到他年轻时“略通兵书”。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赵括、刘■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13。诸葛亮用兵“不二过”(读司马光《资治通鉴》)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部右膝而卒。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石籍批语集》第292页)
  [解析]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留下他上述批语的,是一本1956年6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
  说到街亭之战,人们就想起失街亭;由失街亭,又想到空城计,最后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之智、之情,在这个史事(后来事实上成了故事)中展露无遗了。《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叙,虽较简略,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问题。正像上面所引原文记叙的那样,街亭失利,首先是“谡违亮节度”,违背了屯兵扎寨的常规,“舍水上山,不下据城”。毛泽东的批语则指出,作为全军统师,在蜀军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应当亲临前线坐镇。
  街亭之败,是蜀汉建兴六年(228)。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因粮尽退军,以伏兵掩杀追兵,射死魏将张邻。毛泽东读至此的批语认为,街享失利以后的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败的教训。不过,从此但凡军中大小事务,无论巨细诸葛亮一一过问,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做统师,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只抓战略,而具体事交战场指挥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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