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经济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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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县治以外设市的禁令,许多大的卫星市集及未设县治的交通要冲纷纷改
为正式的市镇,而为农民消费者服务的市集,却依照原来形态继续发展。这
类农村集市的特征是多设在村庄的广场上,每隔数日定期举行集市一次,为
了便于让附近村落的人当天可以来回,集市时间多半是在上午或中午,日落
以前很早就散市。广场上只有少数的常设店铺,集市日期时摆下临时的货肆,
非集市日期则一片空旷。在城内的市场上,从事贸易者主要是专业商贩,宋
以前政府特设市籍,命令这些商贩事先登记,以便管理。农村市集的商贩多
是小农业生产者,定期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市集上来贩卖,同时购买一些自己
需要的物品带回去。
如前所述,市镇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农村收购各种手工业副产品。农村
集市则是为了便于农户买卖商品。
(2)对外贸易的兴起
隋朝的对外贸易路线,有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西北的陆路对外贸
易尤为发达。西北的陆上贸易,主要通亚洲西北部,甚至远至欧洲东部。海
上贸易,通南洋和日本,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
唐代和隋代一样,对外商路也分为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陆路以长安为
中心,经河西走廊,过新疆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到达西域和中亚各国。
通往印度等国的陆路有三条:一是由葱岭南行经阿富汗至印度;二是由四川
入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三是经云南出缅甸到达印度。通往东北各国的商路,
有从夏州 (陕西大里河北)经大同云中达大漠南北;有出幽州(北京及河北
武清、永清、永次等县)经辽西,渡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在这些对外通商
的道路上,唐王朝建有相当便利的驿舍,也有私营的旅馆、饭店。
唐代对外海上通道,通往印度的以广州为中心,由广州出发越马来半岛,
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由此再分两路:一路经爪哇直航锡兰 (今斯里兰卡);
一路西北行,经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通往中亚、
非洲各国贸易的海上通道,则由广州越马来半岛,经锡兰入波斯湾;或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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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海岸到达红海。通往朝鲜或日本的海上贸易,有从登州或莱州经辽东半
岛至朝鲜、日本的航线。此外,还另有南北两条海路;南路从扬州或明州(宁
波)出航至日本;北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到达日本。
宋代,由于国内生产发展,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特
别是海上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发展,那时已开始应用磁石指南针,乘驾
巨大的海舶,航行的路线远达非洲海岸,而外国商人来华的也远自西亚、东
欧,可见当时海路已极为发达。
元代幅员广阔,国外交通更加繁盛。海上的国外交通发达。那时的主要
贸易港共有七处:温州、广州、杭州、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
海外交通的对象,西到欧洲,南到南洋,东到日本,范围很广。陆路交通的
范围也广及亚欧两大洲。例如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他的故乡东来,就是
走的陆路。他的来往路线也就是当时的商道。
交通的开发和便利,一方面是商业发达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商业进一
步发展的条件。随着对外通商路线的开辟,对外贸易也不断发展起来。陆路
上贸易比较重要的是与周围各族 (国)的缘边互市。以对西域的贸易为例,
自汉代通西域以来,西域诸国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人,不断沿着丝路东
来,中国商人亦不断沿着这条古道西去。隋统一全国后,重视经营对外贸易,
极力招徕外国商贾。唐以后,更加重视对西域诸国的往来贸易,使对外贸易
纳入正轨。中国商人输出大量丝织品、珠宝、金银、铜器、铁器等,外国商
人也经常来华经营,许多西域“商胡”深入内地,甚至穷乡僻壤也有他们的
足迹。出现了西域“商胡”络绎东来,内 地商人络绎西去,丝绸古道上一
直是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海上贸易在唐代开辟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新时代。唐王朝特设“市舶
使”,负责海上商业发展。当时由海道来华贸易的国家或地区很多,互市较
繁的有日本、南海诸岛国、印度、斯里兰卡、波斯、大食 (阿拉伯)等,其
中尤以阿拉伯为最重要,因当时阿拉伯人正崛起海上,继波斯而掌握了东方
海上的霸权,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都是他们的贸易范围,到中国
来通商的也很多。他们大都航海而来,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以抵
今之广州,然后再由此分散到全国各地。中外通商输出入的货物种类很多。
大体上说,输入品主要有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布匹及珠宝、犀
象等奢侈品;输出品主要有丝织品、瓷器、茶叶、铜器、铁器、纸及土特产
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得到较广泛的
发展交流。唐朝时我国造纸术传到中亚。波斯人称铜为中国铜,称火硝为中
国雪,磁土为中国土,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同时,中亚的天文历法、
数学、医学等也随着通商而传入中国。
两宋的对外贸易,虽然在性质上只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但是在
通商的范围和贸易的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一代尤为这种贸易的
鼎盛期。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铝、锡、瓷器、漆器和诸色绢帛等。
铜钱也大量流出,当时南洋许多国家就把它用作自己的货币。输入的商品,
主要有犀角、象牙、胡椒、珊瑚、乳香、琉璃、苏合香油、硫磺等。这些输
入品大多数是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由于输入的数量过大,输出不
足抵补,以致造成金钱外泄,引起国内严重的金融恐慌。宋代的对外贸易完
全由国家垄断,所有进出口贸易都由政府设专官管制,输入的商品除政府直
接征收一部分外,其余则由政府统购统销,即首先由政府全部收买,除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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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些商品完全或部分留用外,其余则由政府增价公开出售,成为财政收
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外贸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对之极为
重视,采取种种措施,力图拓展贸易。
元代幅员广阔,陆海交通发达。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上的利益,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
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贩
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贩运出口的有汉、蒙和色目各族人民。
元时贩卖人口很盛行,政府曾多次诏令禁止。
(3)货币制度的演变
先秦时期,我国的货币制度很不统一。秦始皇时,黄金与铜钱被确立为
法定货币。这种币制一直维持到西汉时期。此后,由于社会长期动乱,尽管
西汉的五铢钱还在继续使用,币制仍陷于混乱之中。
隋初统一钱币,制定了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
钱流通。后期,政治腐败,钱币又混乱起来。除钱以外,绢帛仍被当作货币
使用。唐高祖武德四年 (公元621年),开创了开元通宝钱的历史新局面,
沿用近八九百年的五铢钱时代宣告结束。钱不以重量为名称,改称“宝”或
“通宝”、“元宝”,并冠以年号。这是中国钱币名称上的一大变化,是将
货币作为等价符号的一个历史性飞跃,使之更具有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采
用十进制计算,使计量单位得到统一,简化了计算手续,为商业交换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然而与此相矛盾的现象是唐代仍钱帛并用。因商业发达,钱币
需要量增加,钱币十分缺乏,政府便下令强制人民兼用钱币和实物。绢帛在
唐代仍然当作货币使用,而且使用的程度似乎比两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至于
黄金则仍作为贮藏手段,也用作价值尺度,但很少用作流通手段。
宋代币制本以铜钱为主,其他如铁钱、夹锡钱虽也曾流通,但或限于个
别区域,或通行时间很短。每年尽管有大量铜钱抛向市场,仍经常出现钱币
短缺、金融紧迫的状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过多地销毁铜钱以铸
造铜器,造成铜钱减少;铜钱外泄过多,不仅流向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而
且也流向海外。于是铜钱外又铸铁钱。铁钱笨重质劣,行使不便,种种弊端
随之而生。商业愈来愈发展,而钱币越来越恶劣,于是纸币代铜钱而起。
北宋的纸币叫做“交子”。“交子”发行初期,由于发行额,流通时间
和地区都有一定的限制,并有定额的发行准备金能够兑现,因此使用情况尚
好,对商业往来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边界用兵,政府财政发生困难,“交
子”的发行量和界数 (当时规定“交子”发行每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最高
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多缗,界满持旧换新)都超过规定。引起“交子”贬值,
物价上涨,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
南宋时又改“交子”为“关子”、“会子”,关子和会子虽然名为有本
钱抵偿,其实并不很能兑现,和无本钱抵偿差不多,所以价格低落,无法维
持原价。同时因为会子利厚,伪造者多,严法禁止,不能禁绝。官府向民间
要的是现钱,而叫民间通用“关子”、“会子”,这自然要发生流弊。商人
们往往用低价收买会子,送到京城来兑换,政府为维持信用,不得已收下。
而旧会子已经破损,于是再造新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按期造新换旧,禁止
伪造。正式的关子、会子之外,还有各种杂色纸币,往往只流行于某地境内,
信用更低。由此可见,南宋纸币使用非常混乱。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治,以使用纸币为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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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钱币比其他朝代少。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丝钞”,
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二是“中统元宝宝钞”,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
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
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
在初发行的一二十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 (公元1276年),
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
价上涨。至元十七年 (公元1280年),纸币就贬值为原来的1/10,至元二
十四年(公元1287年),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
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