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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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美）刘易斯·科塞著：《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３〕〔７〕参见（美）史景迁著：《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７～９８页。
〔４〕陈季同著：《中国人自画像》，黄兴涛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５〕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３页。
〔６〕虹影著：《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８３页。
〔８〕（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０～２０６页。
〔９〕（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２页。
〔１０〕周蕾：《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１〕参见戴锦华、陈晓明、张颐武、朱伟：《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文化》，载《钟山》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１２〕（美）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９～２０２页。
〔１３〕李健鸣、黄健中、孔民：《〈红高粱〉获得金熊奖侧记》，载《大众电影》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１４〕参见（日本）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４４４～４７４页。
〔１５〕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越裔译，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２１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３页。
〔１６〕转引自施建伟：《林语堂传》，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５页。
〔１７〕杜维明：《“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载《东方》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１８〕（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香港）《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３年八月号，总第７８期。
〔１９〕（美）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９页。
〔２０〕参见康晓光：《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该文为作者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０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演稿。
〔２１〕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王元化、李慎之、李泽厚、杜维明、梁燕城等：《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
〔２２〕〔２５〕（德）德里克著：《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见氏著《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０、２６０页。
〔２３〕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载《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２４〕（美）阿帕杜莱著：《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５４１页。
〔２６〕林语堂著：《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５～２６页。
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晚清七十年，神州内乱外患，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人鬼难辨，或强盗行径犬羊心性，或政教修明人伦美善，乍明还暗。办洋务、通夷情，无诚意而有敌意；拒洋药、排洋教，分不清轻重缓急；朝野媚夷艳夷鄙夷仇夷，各走极端。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飘忽不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知识上的进步，如西学渐渐普及；但更多是充满猜疑的想象，异想天开的套话。观念是有惰性的，人们认识世界，往往不是出于所谓的客观实情，而是出于某些深植于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原型，例如那些关于远国绝域夷狄番鬼的传说，即使在洋货充斥市场、洋人杂处城乡、洋船洋炮打开国门后，在坊间朝廷，这些观念依旧流行……
一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１日傍晚，郭嵩焘在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Ｐ＆Ｏ公司的邮船Ｔｒａｖａｎｃｏｒｅ号，于当晚１２点准时启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从此开始了。
郭嵩焘一行原计划乘法国轮船一个月以前启程，然推迟行期，是使团翻译马格里的主意。他坚持中国公使要搭乘英国轮船，别有一番用意。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解释道：搭乘英国轮船，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如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全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必见到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１〕。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让一位出洋的天朝官员形成这种印象，马格里爵士可谓用心良苦。当年利玛窦到中国，发现中国人想象的中国非常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如今马格里想让中国人发现，世界如此广大，七万里波涛，却不出英国，天下就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就是天下。将祖国当作世界，是一种独特的帝国幻觉，不独中华帝国有，大英帝国也曾有，在当今的美国新帝国主义想象中同样有。问题是，不在于是否有这种心态或幻觉，而在于这种幻觉离现实有多远。
大英帝国日不落，郭嵩焘的印象还真是这样。五十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焘感慨良多，见过到过的英国殖民地，已经跨越了半个地球。世界广大、新奇不穷且不说，从上海到伦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够让人震惊。郭嵩焘将自己的旅行日记寄回国内，作《使西纪程》刻印，夸饰英国“政教修明”、“环海归心”，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在国人的心目中，西方蛮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无可同情，更不必说羡慕了。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朝野便一片哗然。办夷务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耻大辱！朝中士林冷嘲热讽，竟传出这样的赠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家乡父老群情愤慨，几乎烧了长沙城里郭嵩焘家的房子。而郭嵩焘顶着压力出使，《使西纪程》又引起了更大麻烦。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书弹劾，朝廷下令毁版，不久郭嵩焘也被撤回，罪名是有伤国体，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冻死事小，失节事大；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损天朝尊严；听音乐会，索取节目单看，仿效洋人。当然，还有一些小节，诸如让洋人画像，与洋人握手，带夫人出席洋人的宴会之类。
郭嵩焘真正开罪国人的，不是小节行为，而是大胆议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华夏天下，礼教国家，是朝野人士惟一可以自恃自傲自卫自慰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人的信念基础。但是，郭嵩焘的观点言论，恰好动摇了这一点，即中国处处不如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２〕
有伤国体的真正含义，是有伤国人的观念。在国朝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强，也不过是些诡服异行的野蛮人，所谓“夷”、“外夷”、“逆夷”、“洋夷”、“夷人”。中国人即使屡遭战败，屡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与体面。将西方夷狄化，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也关系到国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为夷夏传统已成为天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中国四夷的观念秩序，同时也就动摇了满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敌当前、灾祸连绵、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艰难时刻，就更不容动摇。郭嵩焘不见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用林则徐的话说，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实际上，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从林则徐感慨到郭嵩焘出洋，三十五年过去，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并不际天极地；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流行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洋看世界，认识了西方，开始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认识西方而言，不论在观念形式还是历史时间上，这种判断都存在着偏差。
观念是有惰性的，中国人的西方形象的改变，没有那么早也没有那么容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的《海国图志》（１８４１）、徐继畲的《瀛环考略》（１８４４）就出版了。这两本介绍西方地理人文的书，在当时社会朝野间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值得怀疑。康有为“渐收西学之书”，其中包括《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为讲授西学做准备，时间已经到了１８８５年〔３〕。１８９０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考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４〕。此时距《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出版，已近半个世纪。如果这类书与这类书所介绍的知识多少已普及，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博学敏感的读书人，不可能在蒙学过程中一点都不知道。
晚清社会真正开洋看世界的时间，从朝廷到士林到民间，至少应该比一般理解的推迟半个世纪。这是时间问题。另外，一两本书出现，可能只代表着一种奇谈怪论，不会改变一般的流行观念。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新知识认识世界，而是通过一种固有的、带有坚固的文化价值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这种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化的，由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与“传说”构成，它排斥新知识，也“消化”新知识，新知识只是作为一种“想象兴奋剂或调味品”被纳入旧有的世界观框架中。晚清中国社会，一边是关于西方或世界的新知识出现，一边是中华四夷的旧观念依旧流行。在那时，如果有人想了解西方，很容易找到适合的西学读物，但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世界还是中国中心至大，四夷偏远渺小，与利玛窦见识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差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