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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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本身的传奇性，加之情节曲折，富于戏剧冲突，所以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为后世的戏剧、曲艺所大量采纳。　
　　四、中世纪后期文学　
　　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是为中世纪后期，日本历史家也有将本时期称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的。　
　　中世纪前期动乱频仍，到了本时期，这种动乱基本结束，日本全国受德川幕府的严密统治。　
　　德川幕府的统治，意味着前一时期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众力量遇到了挫折，严密的封建身分制度使社会发展停滞下来，中世纪前期“下克上”的时代风潮消失了。统治者利用儒家的封建道德与宗法观念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四民制”（注：“四民制”——德川统治的二百余年期间，社会上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固定身分。子孙世袭父业，不准改易。）社会。武士阶级脱离了“在地”（注：武士阶级初兴时期，是属于“兵农合一”的，到了德川时期，武士都居住到城市中来，不再是“在地武士”了。）的地位，成了纯粹的寄生阶级。农民阶级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各封建领国的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区的封建领主所在地，也都发展为大小不同的城市，另外在港口、大寺院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商业、手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这样，本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町人阶级。　
　　町人阶级，是一个利用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从事剥削的阶级。这个阶级，有与封建武士阶级矛盾、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它又寄生于武士阶级。町人最大的商业活动是倒卖封建领主从农民手里搜刮来的米谷。町人所经营的城市消费品以及所从事的高利贷活动也是以大小武士为主要对象的。这样就使町人阶级的反封建意识及要求，受到很大的制约。同时，他们受封建主及武士的种种政治压迫，身分低微，于是形成了町人阶级特殊的思想意识，支配他们的是颓废的、虚无的、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与追求肉欲上的享乐，便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大坂与江户两大都市是町人阶级最密集与活跃的地方，“游里”（妓院所在的地区）繁盛到惊人的程度。本时期的町人文化及文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最能代表町人生活意识的文学创作，是以“元禄年代”（十七、八世纪之交的前后三、四十年间）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元禄文学”。这种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浮世草子”的作者井原西鹤（1642…1693）、“净琉璃”（古典木偶戏）脚本作者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俳谐”（一种以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的作者松尾芭蕉（1644…1694）。　
　　井原西鹤，出身于中、上层町人阶级，最初他从事“俳谐”创作，后来改写小说，称做“浮世草子”。“浮世”有种种解释，一是“现实世界”的意思，一是“虚幻的人世”的意思。这说明西鹤的小说既有现实主义地反映社会的一面；也有把现实看成是虚幻的，从而肯定享乐生活的一面。他最初写了一些“好色物”（以描写男女情欲为主题的小说）如《好色一代男》等，对町人阶级肉欲享乐大胆的肯定，以此来与统治者的封建礼教相对立。但这部作品只描写了町人男女的放荡不羁的生活，缺少正面反封建的积极思想建树。《好色五人女》是五个短篇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妇女，她们为了追求真实的爱情，不惜甘冒封建礼法的大不韪，终于招致悲惨的结局。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要较他写的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