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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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庄，班上党小组讨论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我先是沉默，到了不能不表态的时候，我违心地说了一通拥护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套话、假话。
就是这套话、假话，让我4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责。
我自责，是因为我也参与了对邢志恒的批判，就是那场批判逼迫他走向了绝路。
“文革”中，在我遭难的日子里，我常想起邢志恒。只有在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冤屈有多大，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他的无奈、迷茫和锥心蚀骨的痛苦。
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
我说了一番连自己也不信服的话。比如，我说，“比，要看怎么比？胡支书（胡庄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胡奶奶说得好！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躲在后山洞里，天天盼，月月盼，就盼望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每天喝上两顿稀粥，那就是天堂的日子了。如今，我们能够一天两顿粥，岂不是实现了农民的梦想吗？”等等，等等。
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发完言，我松了口气。
然而，转头看见邢志恒，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的样子，我心酸了，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心，是个小人，是个欺侮人的小人。我为自己说假话、讲歪理、装腔作势而感到羞耻。
我不会忘记，就在那天午夜，几位男同学叫醒了我们女生，他们焦急地喊着：“邢志恒，不在了！”我惊恐不已，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那一刻，不容我多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到男生住地。全班分了几个小组，分路去找。一路上，我们使劲儿地喊着“邢志恒”、“邢志恒”，随着那穿过夜空的呼喊声，我的心在下沉，下沉……天大亮了，噩耗传来，一位邻村的农民兄弟在南独乐河路边，发现一棵大槐树上吊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时的我，欲哭，不敢哭！
那时的我，含泪，不敢流！
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批判会，想起了我那可诅咒的发言。
我在想，是我发言中哪句话，哪个说法，“逼”他走向了那棵大槐树的？
那时的我，从心灵深处萌生了有负于他的犯罪感；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有罪，参与了“吃”他的“盛宴”。
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人，我的思想，已经在异化了。
我还是要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有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53、454—455页。）
我，是不是也“可以改了”呢？是不是也要“从真心改起”呢？
毫无疑问，应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王敏清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正在办公桌旁看文件，看见我来，亲切地问：
“王敏清！好久没看到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
由于我长期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以及父辈的关系，很多老领导经常见到我，也比较了解我。此时胡耀邦所说“好久没看到你了”，其实才相隔一个月。
我答：“回老家了。”
“回去干什么？”
“我叔父病故了，我去安葬他老人家。我叔父没有孩子。我小时候，他照顾过我，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村里老百姓生活怎样？”胡耀邦很注意了解民情。
我未加思索地答道：“现在老百姓吃饱了，但吃得还不好，还不如解放前。”
他猛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解释说：“我们老家晋南洪洞一带，历来就是好地方。自然条件好，常年风调雨顺，主要生产小麦和棉花。因此老百姓不缺吃穿，主食都是吃白面，粗粮是喂牲口的。老人们曾说，过去讨饭人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谁家还专为讨饭的蒸窝窝头？前些年‘文革’时期，不抓生产，老百姓连玉米面也吃不饱。现在抓生产了，老百姓家里有了粮，可以吃饱了。但是政府每年只配给三分之一的白面，大部分还是吃的粗粮呀！”
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接着又问道：“老百姓反映干部怎么样？”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胡耀邦关注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我仍然实话实说：“老百姓反映有些干部很坏，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
胡耀邦再次抬起头看着我。
我继续解释说：“老百姓当然不是讲国民党保长好。但保长再坏，我总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不受你的气。而现在，一切大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派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死受，不敢怒，更不敢言。”
听了我这番话，胡耀邦什么也没说，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胡耀邦住地后，心里觉得这两句话讲得太直率、分量太重了，我有点自责。
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所见所闻，总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比作“红太阳”、“大救星”；工作上报喜不报忧；任何场合都不得议论领导干部的失误与过错；即便当权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也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倘若有哪个“胆大妄为”者敢说实话，提出批评意见，不论是官、是民，都将引火烧身，遭到批斗、撤职、劳改，甚至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逼得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学得圆滑些，讲话只说领导顺耳之言。
而我今天竟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讲“现在老百姓吃得还不如解放前”、“有的干部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这在许多领导眼里就是“反动”！有些甚至可以马上把我押送公安局。因为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标准，这是名副其实的“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可我的讲话，胡耀邦在认真冷静地听。我确信，他听进去了，而且没有把我看成反动分子。
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我，蒙冤十三年后，1983年初第五次又调回中共中央领导身边做保健工作。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我连续几年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并较长时间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家大型会议与活动时医疗抢救工作的组织领导。
值此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纪念这位深受全国人民敬仰的伟人。
（责任编辑 李晨）
谁来监督监督者·冯兰瑞
一
我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的文章，从宪政建设的角度谈到人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问题。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若干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反腐败。年终盘点，成绩可观。2005年吴官正报告说，仅2003年12月到2004年11月，受到党纪、政纪、司法查处的党政官员就有16万4千余人。据2007年1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元月8日——10日，中纪委举行第七次全会，开了两天半。会议《公报》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这次全会被认为是2006年所查处的要案办案经验及纪委自身制度建设的总结。“特别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深挖腐败分子、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第1196期）
继以前查处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河北程维高、安徽王怀忠和贵州刘方仁等案件之后，2006年反腐又取得不小成绩，揭露处理了几个贪腐大案，“包括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山东省委原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高官纷纷落马。就在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亦被宣布“双规”。（同上）
这些案子还不包括全部商业贿赂案件。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资料，2006年1月到11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有8593件。这样大规模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但是，这还不过是已查处的，未发现、漏网的还不知有多少。
二
这些揭露查处的案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地方上的腐败已不是个人作案，往往形成团伙犯罪即所谓“窝案”。黑龙江以韩瑞芝为首的“卖官链”、湖南郴州腐败案以及上海社保基金案都属典型的案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检察监督别人的纪检、司法部门本身也发生腐败。1991年《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前检察长黎某，用办案追回的赃款贷给企业，获利18万元补助工作人员；1992年7月27日出版的《瞭望》报道，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某贪污受贿6000多元。那时候还是个别人员违纪、犯罪，且数目不大。
但是，已经提出了如何防止监督者本身腐败这个深刻的问题。
到了新世纪，纪检、司法部门的腐败很快蔓延，近几年愈发严重。从已查处的案子可以证明。韩瑞芝为首的“卖官链”中，有个叫徐发的，就曾经是哈尔滨市纪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涉嫌犯罪。更恶劣的是郴州市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