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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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革命
有同志说，1960年暑期，杭州大学大搞教改，搞得很凶。讨论、批判、大字报等，把原来教学的一套从头到尾全批判光了……搞了一个月，教改停止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
有同志接着说，不用说出难题，我出了个稍需动脑筋的题目就给□□扣个“帝国主义课程”的帽子，我戴了好几年，后来不教这门课□□摆脱了。
8、保密制度
许多小组对保密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宁紧毋松，层层加码……自我封锁，害处甚大……许多资料一到保密室后，就失掉了流通的机会。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写了文章，学校说涉及保密，交到保密室。以后自己再要参考都借不出来。……轻工业部两位部长，到北京一个直属造纸厂去，工厂竞因要保超声波的密，不让到车间。
9、时间问题
有同志说，以往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安排得不好。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要我们学习一百小时，学完了还要再学，我就不赞成，不如下去看看。……以往甚至还搞读报，难道我们自己不会读？这种方式很浪费时间，我们年纪大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应该赶快工作，不要浪费时间。
除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外，还有一些意见涉及对大跃进运动总的评价。
有位同志说，1958年以来，高等学校养成一股歪风……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
（一）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
（二）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不只她们本人受影响，而且影响到下一代。
（三）在校几十万青年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这比一个工厂出废品损失大得多，因为废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学生尚可补救，有的人就完了。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
（四）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
……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不知道哪是九个？哪是一个？九比一还是同一数量级，实际上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比。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
有同志说，有口气未出。十二年科学规划对许多问题订得很具体，但执行得如何很少过问。却出来了什么土洋结合，超声波化，等等，用这许多冲动性的口号来代替规划，而对花了许多力量制定的规划摆在一边不管，这是什么道理？
有同志说：1958年大炼钢铁，现在看来，到底是怎么一盘总账？听说小土群发展成小洋群了，情况到底如何？领导上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是不是可以讲一讲？如果不好公开，是不是在这个会上向大家讲一下，开导开导，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此前，在1960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神仙会”上，以及在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前的调研工作中，不少科学家也就“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但这次会议代表来源更广，可以说是全国各科技部门意见的汇总。
当然，这个汇总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科学家们在发言时很有保留。陈毅和聂荣臻估计，因为“担心受打击报复”，“大家意见只提了60％”。这个估计恐怕还过高了。有科学家随即承认，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隔膜，他们只讲出了大约20％的心里话。而且如果没有聂荣臻苦口婆心的动员，再加上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的当众检讨，这一点心里话他们也不会说。
由上述相当节制的意见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大跃进”运动极其不满。对于“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推行的重要措施，如“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化”、“土洋结合”，等等，他们几乎全持否定看法。而这些措施正是当时科技政策所导致的。该政策在一篇由聂荣臻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它指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要坚持四个原则：“（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三）全面规划；（四）群众路线。”这几个原则在字面上都很漂亮，但它们所实际反对的正是以专家为主导者的科研正道——该文将后者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道路”。正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引下，各级领导干部才把科学家抛在一边，直接运动群众，不顾科学规律，空想、妄想，胡干、蛮干，并最终导致了极其巨大的损失。通过揭示原有科研路线所导致的大量问题，可以说会议代表们对大跃进时的科研路线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而在最后总结时，聂荣臻也基本认同这种清算——他承认了错误，对原定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抛弃许多具体的错误做法。
考虑到在会议之前制订并传达的《科学十四条》已对“大跃进”中的举措进行了不少修正，这次汇集了全国各地、各部门100多位科学技术主管干部的会议又可以说是对《科学十四条》的说明和贯彻。但与一般的贯彻不同的是，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十四条》的主题，提出了更深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再把他们当成剥削者，而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和社会的主人；同时摆正行政干部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改变科学家在科技问题上地位低下的状况。这个方案也由科学家们的意见所引发。
知识分子的属性或社会位置问题
在执政党的眼中，摆脱了愚昧状态、文化程度较高的国民——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是被领导的“群众”，还是真正的主人，还是主人中的骨干），还是朋友（是暂时的朋友，还是长久的可信赖的朋友），还是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敌对人士，还是永远的专政对象），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决定其是否能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自“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当作异己分子、被改造者、斗争对象，乃至阶级敌人。他们不但不能“人尽其才”，更是因此而深深体会到了歧视之痛，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有些大胆的代表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含蓄地质问执政党：凭什么那样对待他们？
有同志提出，现在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谈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标准又太高了。可是，中间又没有别的。
学术观点不对，如主张“无油论”等，也给加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现在解放12年了，是否还要戴这顶帽子？这次总理报告，能否将二者分开，下个结论，一刀两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算到剥削阶级是如何算法？
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行政干部不让科学家说话（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不顾科学规律去鼓动群众盲干：
有同志说，专家对科研有不同见解，结果总认为专家有框框，弄得专家有意见不讲了。
有位同志说，“总是叫大家鸣放、贴大字报。但是，说了谁听呢？说了又算又不算？”
有同志说，有些重大的技术问题，至少要在几个月以前通知有关专家，把材料寄给他们，充分进行准备，然后再开会讨论。我参加过水电部召开的几次有关三峡等工程的会议。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百年大计的事。其实部党组早已有所决定，形式上还找我们商量一下。开会只有三小时，要专家在三小时内对这么重大的问题表达意见，很难。提了意见也不听。既然你决定了，还讨论干什么？有同志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一条言论最为尖锐，既分析了科学家不敢讲话的原因，又不点名地对一些出自毛泽东之口、已化为口号的话进行了抨击：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
领导总是说，“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怕犯错误。其实，火烧房子了，非泼冷水不可。歪风邪气，那种气非泄不可。
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识不够，气节不够。
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
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做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口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的，都需要学。
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
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同志说，政治问题，我完全服从党的领导，领导比我知道的多。科学问题就不能样样服从领导。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最高领导也不会管这些事，就是支部和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徒子徒孙，徒曾孙还有。科学问题，我不大同意他们的意见，常常因此而惹了一身骚。
党的领导是必要的，我曾多次说过，总方针上不一定要内行。但是在科学方面，到一定程度上，应该要懂行的人来领导，外行在政治方面可以一竿到底地领导。但是在业务专行方面，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上应该由内行人领导。
领导干部对这些意见和方案的态度
上述意见得到了聂荣臻、陶铸、韩光、张劲夫、蒋南翔、范长江、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等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重视。事实上，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所鼓动和引发的。把科学家这些尖锐的意见登入《简报》，而不登另一些行政领导干部的反对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