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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炎黄春秋200908-第31章

小说: 炎黄春秋200908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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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农业又普遍实行单干的原由?读了“始末”一文记述贵州麻山地区在农业合化时期强迫命令、侵犯农民利益的真实记述后,读者便理解后来重又实行包产到户的理由了;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弥补了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炎黄春秋》自创刊以来为地方志弥补了许多不足,比如全国新编4000多部地方志,没有一部敢真实记述三年灾害全国各地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和数字。近年,某些市县在续修地方志时记下了那三年死亡人数或得肿病人数,但仍没有哪个敢在志书中写“饿死人”或“路有饿殍”字眼,而敢于如实反映那些年月真实情况的,只有《炎黄春秋》和国内一部分报刊杂志。 
  我衷心祝愿《炎黄春秋》越办越好,为地方志弥补更多的不足,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料。 
  四川读者 张良夫 
  《炎黄春秋》是我读到的最好刊物。她冒着极大风险披露了建国后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此不少人讳莫如深,老百姓想说又不敢说。她使人增长了很多知识,解开了不少误解和困惑,从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炎黄春秋》坚持实事求是,不增美,不溢恶,只惟实,不惟上,为扩展公民民主权利不懈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特别是一些敏感领域和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事实,也率先刊登出来,如今年第2期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文就是实例。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建国后受迫害最深、何止几千万人的弱势群体。他们对那段悲惨的历史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党入团不行、参军不要、升学不要,就连每家数卷的《毛泽东选集》也不发给。生产队里的脏活、重活、危险活、劳动定额低的活都是叫“可教子女”干。按家庭成分评级记工,一级劳力也只评五级工分。生产队里出工前先由小队长训话:“你们这些地主羔子,要老老实实干活,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争取重新做人,这是你们的惟一出路,要不然也可能戴上帽子……”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可教子女”想找个对象比登天还难,就是结了婚因为成分不好离婚的也不在少数。谁家愿意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教子女”的孩子没生就注定了是个“罪人”,成了没有明文规定的“世袭”制。成分不好殃及“九族”,父族、母族、妻族都深受其害,甚至当年的好朋友也惟恐避之不及。我三姨家的表弟因为是“可教子女”,35岁还找不上对象,万般无奈只能用自己的妹妹和对方换亲,造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婚姻。此类实例举不胜举。 
  所谓四类分子,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称“黑五类”。后来又加上阶级异己分子、成见分子,总称“黑七类”。 
  我们小队里有五个四类分子,每天中、晚饭后都要到饲养院里接受批判,所谓批判就是挨打。以革命为名义的人轮番用牲口嚼子(铁链子)打,用打牛的三角鞭打,拳打脚踢是最轻的。当时说这办法是对一个“革命者”阶级立场是否站稳的试金石,是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考验,是对党、团员的具体考验。没完没了的挨打,一个受刑不过自缢而死,结论是畏罪自杀;另一个被打得腮上裂了一大道口子;女四类分子穿上寿衣被民兵押着满庄里游街,还要自报名号,高喊自己的罪恶。 
  我的侄子,安分守己,勤奋好学,自幼爱好画画,17岁那年画了一张小猫捕蝴蝶,画完了用军棋的总司令当印章盖到了画上。因为他娘戴着地主帽子,去抄他家的人说,他画小猫是侮辱毛主席,他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于是用水泥纸袋子糊成大褂,写上罪状穿到他身上,把他头发正中推成一溜沟,五花大绑,民兵押着游街,晚上在17个生产小队里轮流批斗,历时40多天。 
  村里有两个地主成分的中学老师,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后来被揪斗回村,不断被村里叫去开四类分子会,没少挨打。直到落实政策,到县里摘帽子,县里说:“谁给你俩戴的帽子?县里咋不知道?没戴帽子摘啥!”你说冤枉不冤枉。 
  村里不几天就开次四类分子会,开会时有专门负责打人的,进会场打两棍子,出会场再打两棍子,越是本家的打得越狠,以示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斗其乐无穷。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无往而不胜,说啥都对,咋干都行,被批判的人没有权利辩白,只能低头认罪。对待“可教子女”手段之残暴,迫害时间之长,伤害人数之多,理由之荒唐,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段残酷的历史,不应讳莫如深,理应彻底揭露,真实地载入史册,虔诚地向受害者致歉!决不应讳疾忌医,任其为历史所湮没。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必然要重蹈覆辙,这一定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山东读者 王锡忠 
  《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写道:“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此说有不准确之处。 
  一、说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中,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这个字数不准确。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共有18000多字。一篇是1963年红旗杂志第34期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大约有85000多字。 
  二、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一生中只当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一直到1964年10月下台,他从未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 
  该期《杜润生谈包产到户的高层争论》一文中写道:“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三反”中,应为“五反”中。“贺横夫”应为贺衡夫。 
  《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中写道:“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此说有不准确之处。 
  一、《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不是元月20日。 
  二、说社论是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这不完全对。情况是:在反冒进过程中,1956年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国家预算报告。这次会议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这篇社论。稿子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修改。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不看了”三个字。 
  北京读者 郭政平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发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一文写道:“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此说有误。早在1982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印尼九·三○事件》一书,此书作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一种。该书内容简介称:“本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g年编写的关于印尼1965年9月30日事件的调研报告。作者站在反共的立场,根据印尼军方对被捕的与九·三○运动有牵连的一些人员的审讯报告,以及军方首领公开和内部的谈话等材料,对事件经过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本书对于研究和了解战后国际共运史上这场重大惨案,有一定参考价值。”为避免以讹传讹,特借贵刊一角,予以辨误。 
  四川读者 邓沛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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