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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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编者按”。
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以及《农村情况》转发他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这都给苦闷不堪的何开荫，犹如打了一支强心针。至少，可以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在关注他的研究工作；《农民日报》作为农业部的机关报，也是支持他的《设想》的，他的种种设想由于《农民日报》的广泛散发，已经走向了全国。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参与进来，更希望能够通过参加在长春召开的这个研讨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一道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为兴奋，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把北京的电话通知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为什么？”何开荫大惑不解。因为，调研室，干的就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务院发展中心能邀请本室的工作人员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作为室头儿，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才对。
然而主任没再回答，头也不抬地只顾忙自己的事儿。何开荫一下傻了。
他忍无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年。刘永年听说何开荫应邀将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态度十分明朗，高兴地说道：“应该去，这是安徽的荣誉嘛！”
有了刘永年副秘书长这句话，当天上午，何开荫就赶往车站，把去长春的火车票买到了手。谁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头就问何开荫：“你买票了？”何开荫理直气壮地说：“我买了。”主任不容分说地把手伸到了何开荫面前，“把票给我。”何开荫反问道：“为什么要给你？”“这会你不能去！”何开荫说：“刘副秘书长已经批准我去！”调研室主任的口气很硬，“刘永年副秘书长？他还能有省里大？”何开荫一个愣怔：“难道是省领导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说话。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开荫讨要车票。
但是，何开荫却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他不相信，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会对这样一件小事感兴趣。如果这真的是省长的意思，又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省领导早先在马鞍山一直从事冶金工作，对农业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视？还是鉴于当前“治理整顿”的敏感形势，怕他这个政府部门的成员，到全国性的会议上给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开荫一直百思不解，连饭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办公厅编发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务内参》出来以后，许多主管和不主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态度，惟独主要领导至今不置可否。
现在，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长春会议不可能再去了。一个政府办公厅的一般调研员，要跟最高的行政长官过不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开荫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长春会议。
3 两个县委扩大会
那段时间何开荫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开荫刚走进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被副省长龙念喊住了：“老何，你来一下。”
何开荫好生纳闷，龙副省长分管的是工业，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到了龙念的办公室，何开荫才知道，龙副省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龙念在仔细地询问了何开荫的一些改革设想后，果断地说：“老何啊，农业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贫任务；我的扶贫点在临泉县，你的那些设想可以在我的扶贫点先搞试点。”
龙副省长是个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之人，他这样说，就算一锤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开荫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辆面包车，去了临泉。他们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贫，作为高级农艺师的何开荫，便成了龙念的扶贫高参；晚上，龙念就把临泉县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和体改委主任，一一喊来帮助何开荫算账，想搞出千个让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税费统筹的方案来。
在离开临泉县之前，龙副省长还和何开荫约定，等到了秋收时节，他将陪着他再来临泉，以启动税费改革的试点为契机，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推动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们的计划泡了汤。不少农村都被泡在洪水里，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税费统筹呢？再说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县委书记陈业夫也被调走，热心这事的周县长在政府换届时又意外地被选掉。结果，空欢喜一场。
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当调查被证实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冬去春来，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这年三四月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说得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
读着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何开荫直感到热血奔涌。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你看我们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渗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省长意见。”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终于来了。
这期间，全国国土学研究会在安徽省的淮北召开，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来到会上；何开荫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因为开的是有关国土的会，何开荫会上谈的也只能是国土的问题，但他的心思却依然在农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带到了会上，并送给了杜润生。杜润生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对何开荫说：“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说，我要另外去调查，但我可以断言，你这个措施对中国的中西部广大的农村是实用的！”
杜老的高度评价，使何开荫深受鼓舞。
会议临结束时，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王怀中带着车赶到会上，要接杜老到阜阳去指导工作。王怀中所以专程来请杜润生去阜阳，一是杜在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曾主持起草过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内农业问题的大专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就曾在阜阳当过地委书记，他对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国家决定有选择地开办一批改革试验区时，由于老书记的力荐，阜阳有幸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备案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既然杜老来到安徽，阜阳人民邀请当年的老书记、老专家去试验区指导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润生是百忙之中见缝插针来参加这个国土会议的，来前就把回京的车票买好了，他对王怀中说：“我秋天可以来一趟，现在请我不如叫你们省里何开荫同志去。他是有办法的人，已经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措施了。”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毫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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