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些刻板的、正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准则和目标。”（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dom　House，1989。）当然，雅各布并不满足于仅仅攻击和批判，她也积极“探索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新的策略与原则”，她的策略与那些规划和建筑学派是完全不同的。
　　
　　一
　　
　　雅各布与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者的不同之处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具体说来，就是她的城市生态学观、民族志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
　　雅各布并不像勒库布希耶、霍华德那样从“空中”看城市，而是像日常的步行者那样来看待城市，她从街道开始，对邻里、人行道、交叉路口及其他的公共空间进行了深入的微观民族志研究。它将日常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用到城市研究中。在对波士顿一个区域的考察中，雅各布这样描述道：“每天街上都挤满了行人，因为附近的便利店、杂货店、话吧、餐馆、顾客和其他高度密集。这个地方人们用来购物和闲聊……这些人中，是朋友的不多，但都相互认识，这个过程是逐渐积累的，街道越是繁忙越吸引人。”在民族志研究方法中，雅各布十分重视非正式的秩序和服务的作用，她认为，与农村人那种面对面依靠个人的声誉生活相比，城市人依靠更多的生活协议（Sidewalk　Terms）来保持秩序，秩序就体现于人们日常实践的逻辑。
　　雅各布城市生态学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对单一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正像生态领域那样，城市社会也不能过于单一，这样才能产生“城市的生态链”，城市也才能保持自身的生态活力。当然。“不同用途错综地交结在一起并不是混乱，相反它们代表了一种秩序的复杂和高级的发展形式。”像自然生出的多样性森林一样，不同种类的商店、娱乐中心、服务和住房选择，以及复杂多样的公共空间是有活力和可持久的，也是城市规划和设计所必需的，在雅各布眼中，城市应该是有机体，是有生命的结构。
　　最后，雅各布运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城市规划和设计。雅各布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妇女的眼光”得出了那些男人很难得出的结论。雅各布经验的城市并非仅是那些日常工作奔波或获得产品和服务的地方，它更多关心的是那些工作之外出现在街头的日常生活：母亲推着婴儿车、儿童玩耍、店主服务顾客、情侣散步等等。因此她关注的更多是公共空间中的人际活动。雅各布认为城市规划教条要想避免失败，就需要性别的视角。
　　
　　二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了雅各布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对正统理念进行抨击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勒库布希耶到霍华德，从美国的城市到其他国家的城市，都成了雅各布批判的对象。因此论述雅各布的城市规划思想，也很有必要考察她对那些城市规划学院的正统教育所做的批评。
　　首先，雅各布反对城市规划中的“公式化设计”和“标本制作术”。雅各布认为，正统或学院派的城市规划倾向于几何学上的整齐外表、有秩序地整体美学观、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偏向于那种流行的规划技巧和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模型。在他们眼中，城市规划成了“艺术的条条”。“现代城市规划一开始就带着现实的目的，要将城市变成纯粹的艺术工作。”而这一切，在雅各布看来，正是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也是城市总体规划失败的病根。为此，雅各布强调规划设计和重建要注意经验秩序，把城市看作复杂的系统，探索城市的深度含义。
　　其次，雅各布在对城市设计和规划多样性的探索和对单一性、简单化的批判中，倡导城市设计的多样化、交叉用途和复杂性。交叉用途较之于那些单一的、简单化的城市社区规划和设计具有很大的优势。雅各布通过考察公共安全、民间信任、街头协议的微观起源，充分证实了混合用途和复杂性的重要。正统的城市规划强调关键的因素，以简单的形式把人类的居住地与工作区、商业区相分离。相反，雅各布认为居住地、工作区、商业区相互混合更让人感到有趣，更方便，也更令人感到惬意。雅各布还指出，多样性的关键因素就是地区的混合用途。混合用途与多样性和人口密度是相互协调的。
　　第三，雅各布重视城市的生态和景观，推崇城市规划的开放性。雅各布宣称，城市规划不是“标本制作术”。作为有机的城市是有生命的结构，它是变动不居，具有突生性质的。其内部联系复杂缜密，规划不慎就会将有生命的组织切除，从而毁坏了关键的社会过程。雅各布将规划者的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实践行为相对比。“城市不是艺术的作品……生活是包罗万象的、错综复杂的，而艺术是任意的、象征性的和抽象的。将艺术和生活相混淆的结果既非生活、也非艺术，而是标本制作术。”雅各布批判霍华德的城市花园设想，因为其规划忽视了“自发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雅各布还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景观规划者：勒库布希耶和霍华德，强调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上形成的多样性（历史景观），也不能毁坏诸如绿地之类的城市的自然景观。
　　第四，如同哈耶克试图将自然化运用于市场中一样，雅各布也提出将未规划的城市自然化的口号。尤其在城市的景观上，雅各布更是强调“自然化”，反对许多城市规划者的教条。认为他们是短视的、傲慢的。城市应该遵从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和经验秩序。对于雅各布来说，城市的发展有如语言的进化一样，语言在‘‘正规化”的努力下，仍然顽强地表现自身的多彩和多姿。尽管城市规划者试图设计和固定化城市，但城市的内发性和突生性质，不断脱离人为的框框。当然，她虽然强调为规划城市的“自然化”，但并不是一种保守主义，她更强调变化、更新和发明，是对城市新形式的尊重。
　　最后，雅各布反对城市规划时将空间分隔和功能简化。雅各布提倡城区的混合功能，批评城市规划者将城市空间分隔和单用途区分背后的美学逻辑、科学理性，认为城市不应该过于清晰（单一性），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信号．声誉．合作
■　鄢本强
　　法律是否重要？这样的问题或许显得荒谬。法律在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久以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在绝大部分法学家尤其是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们普遍低估非正式社会控制对实现社会秩序的作用。霍布斯可谓这种法律中心主义观念的典范，他宣称：由于人类竞争、猜疑及荣誉等易造成争斗的天性存在，缺乏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将导致“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没有国家，人们将“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没有法律，人的生活将“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但美国的基诺维斯综合症则展示了现代社会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和沉湎，这种依赖使法律替代物（诸如自我帮助、逃避、协商、第三方的调解、忍让等）的运用越来越少，导致人们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不断退化甚至消失殆尽，完全依靠警方的做法已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要弥合这种法律与生活的断裂则须减少法律本身，因此社会的非法律化可能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在减少法律量之后社会能否通过非法律途径实现自身和谐？埃里克·A·波斯纳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中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分析阐明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缓解人们的怀疑和怯懦。
　　生活是智慧的源泉。当前一颇为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一些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却堂而皇之的将“工作经验”列为必备要件之一，于是乎莘莘学子被要求在校期间多参加社会实践，弥补经验缺陷；却少有关于该现象成因的分析，企业为何不愿负担培训新员工的成本？波斯纳对此作了精辟分析：假设企业准备让新雇员接受6个月培训，随后的时间利用其技能为企业赢利。在培训期间，企业显然将承受一个只能在雇员工作期间得到弥补的净损失。而问题是，该工人可能会在培训恰好期满时离职，然后带着技能到另一个愿意支付更高工资（熟练工人可以要求的）的企业去。前一个企业则或者不得不另外以较高的工资雇佣一个已经培训过的工人，或者支付给现有的这位工人一个加价酬金，以使他不离开。两种选择不论采取哪一种，企业都会丧失其投资回报。故，企业不愿雇佣生手。
　　上述例子中企业与生手之间无法达成合作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于是波斯纳得出结论：信任是非法律合作的必备要件。实际上，法律制度对信任同样依赖，以商业合同为例，通常情况下外界对于违约责任在何方并不清楚，于是违约方就可能在这种非对称信息（即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比他人有更多的信息。如果行为主体可以成功地隐瞒私人信息，也就可以规避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掩护下既逃避责任又不失却他人的信任。而法院对责任作出认定后，违约行为就成为公共信息，违约方若不执行法院判决，就将遭受失去交易伙伴信任的后果，这种威慑敦促其自觉履行判决。（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版）
　　尽管从通俗现象出发，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问题复杂化，常识问题精致化”的努力，而是怀揣更大的“野心”，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就是“信号传递一一合作”模型。
　　众所周知，背叛的人会给自己的声誉带来损害。如果一个人坏了名声，人们未来就不会与他合作，他们未来就会更难找到工作，更难得到其他有益的东西。尤其在商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后，个人很难再像鲁滨逊一样，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在荒岛上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当代社会，一旦个人因为信誉危机而被社群排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举步维艰。
　　于是，自古中国就有一些高度凝练的成语，道破话语的力量——说某事或某人好是“有口皆碑”；说某事或某人不好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口头交流足以使个人信息广为人知，每个人的历史信息都存储在别人的脑海中。现代社会则逐步转化为匿名社会，居民流动性大，交易双方通常并不认识；尽管网络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平台，但识别信息真伪的成本也增加了。凡此种种，使得信任机制之重要性尤为突出。
　　于是，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足够关心并对未来的收益做出充分估价的话（即波斯纳所称低贴现率者），那么他们现在就不敢欺诈。
　　但仅仅不欺诈还不足以实现成为公认的“好人”之目标，人们还会为实现此目标作更高层次的努力。在作者看来，大量的社会、家庭、政治和商业行为都能够依据信号来理解，信号可以是任何费用高昂的行为，行为人通过这些需耗费成本的信号传递着自己是一个“合作者”的信息。也就是说，人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