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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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在四川路420号距离外滩很近。在1938年出版的《沦陷前后的上海》中有一篇《上海三日纪》中提到，8月14日，四川路已人战时状态。
《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量拥人，城市公共设施、管理职能的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以西方时尚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文化逐渐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生活”。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行杂志》正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产物；1927年春，《旅行杂志》创刊，设编辑室于上海仁记路110号四楼，由庄铸九总负责，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
《旅行杂志》初为季刊，季末出版。从＇929年第3卷起，改为月刊，月初出版。《旅行杂志》秉承提倡旅游事业的信念，在刊物设计、包装、纸张等方面力求完美，突破了一般期刊的办刊理念和经营之道，“务实成为国内惟一完美杂志”，从而吸引了中产阶层的眼光，成为他们的必读刊物之一。1930年时，一本16开、100页的《旅行杂志》的售价为大洋3角，同期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每册只售大洋2角，而16开、24页的《生活》周刊的售价仅为3分5厘。由此可见，《旅行杂志》在当时是很奢侈读物了。
谈到奢侈，1937年第9期《旅行杂志》的“敬告读者”中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
把本杂志过去的内容检讨一遍，我们的杂志，除了提倡切实的旅行文字之外，又极力注意到印刷和纸张的精美，每期有很多的图影，封面是用彩色印刷的，这样便花了很多的费用。在这非常时期，如果再讲究这些，我们便是浪费，便是不爱惜物力，更是太无心肝。我们知道，在欧洲大战时，德国为节省纸张计，把新闻印在面包上，看完了重要消息之后，将面包吞下肚去充饥，这种精神是大家值得取法的。
看到这里，我就一直想编辑为什么会用战时德国的例子。后来我想到了《旅行杂志》的后台老板，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恰恰在创办《旅行杂志》不久后，作为江浙财团的一员（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在经济上鼎力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中德军事合作也因此渐人高潮。而在这期间，陈光甫也深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所在的江浙财团财富的贪婪。
当年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想不到，十年后，他旗下的《旅行杂志》在1937年第9期，因日本人进攻上海而被迫压缩成本出版以后，国共又有了第二次合作。当然，他更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六十多年后，当年他凭着商人敏锐的感觉开创的中国现代旅游业，又增加了一个既时尚又怀古的“红色经典游”的商业冠名。在这个冠名下的很多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对于由一批中国富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完成的一次特殊旅行——长征的缅怀。
在这个特殊旅行——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后的两个月（1935年12月9日），北京数千爱国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厚达200页的《旅行杂志》“十周年纪念特大号”也面市了。有意思的是，在这期售价为大洋4角的“特大号”里，第一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导游与爱国”。这是《旅行杂志》十周年纪念征文的第一篇文章，编辑特意在题目下注明了“以收到先后为次序”。当然，这篇文章与当时遍及全国很多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无关，只是论述了旅行与爱国的关系。文章最后写道：“愿今后《旅行杂志》于记游之中，对于记述往昔贤哲之史料，广为采录，使读者不仅识其地，兼以识其人，憬然于我国人物之伟大，文化之优长，则其认识国家，当尤深切；而爱护之心，当尤真挚也。”
还有一点十分有意思，当年《旅行杂志》上经常露面的两位名人——张恨水和胡适，现在同样被商业化炒作得很红。张恨水是《旅行杂志》的“台柱子”作者，一直为杂志写连载小说和旅行方面的文章，只是1937年第9期上，他连载的小说《如此江山》被迫压缩掉了。而胡适题词的广告则还在这一期上，这则广告是为坐落于上海北四川路上，拥有三百余间客房、高达十层的上海新亚大酒店写的：“新亚酒店的成功使我们深信我们中国民族不是不能过整齐清洁的生活。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一 胡适”。关于胡适与陈光甫，今天的人们或许知道1938年10月后，胡适与陈光甫在美国为国民政府筹款时曾赠陈含“做了过河卒子’’句的诗，但恐怕很难想象胡适这样的大学问家能在陈光甫的杂志上为一家豪华酒店做广告。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青年学生在当年红军长征路上消费“红色经典”旅游时，一边读着胡适的书，一边听着MP3的耳机里由张恨水小说《金粉世家》改编的电视剧的插曲……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意义呢？1937年8月中旬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2005年8月中旬之后的中国历史呢？我不知道六十多年后人们对此将如何评价。
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
■ 刘晓丽
在日本关东军炮制的伪满洲国，曾流行过这样一种文体，以实有之事为底本，把事件用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密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他们被称为“实话”或“秘话”或“谜话”。这种文体在当时的大众杂志、报纸副刊都有刊登，且占很大篇幅。
现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通俗文学的大本营——《麒麟》杂志为例，考述出这种文体的基本类型及特征，探求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以此来了解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并藉此探讨知识分子在强权统制下抗争的可能性问题。
《麒麟》杂志创刊于1941年6月，月刊，终刊于1945年，历时5年，共刊出44期以上（笔者所见最后一期《麒麟》为1945年1月号，此期没有终刊声明，之后又刊出几期，还不能确知。封世辉先生在《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中说《麒麟》终刊于1945年3月，即第5卷第3期）。这不是一本纯粹的通俗文学期刊，而是以“安慰民众”、“含养国民情操”为办刊宗旨的大众通俗杂志，但它承载了通俗文学期刊的精神，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料、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其中实话·秘话·谜话所见27篇，在数量上仅次于言情小说。通览这些实话·秘话·谜话，可以看出有以下这样几种模式。
案件聚焦型实话。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象，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麒麟》中的《平定桥惨案》（1942．2：11）、《梨花浴血记》（1941．1：7）、《这一下子就要了三条命》（1941．1：4）、《上海杀人事件》（1943．3：1）、《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1941：1：创刊号）、《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1941．1：6）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斯琪的《平定桥惨案》，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的刑事案件为底本，结构故事，展开叙述。为吸引读者，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结尾也很独特，用《黑龙江民报》中的一段新闻结束：“平定桥边弃尸案尾声——出力警官受表彰‘本市平定桥边焦尸案，由市警务处之总动员检查，在该案之发生二十六小时内，竟为破案，其搜查之迅速，行动之敏捷，殊为一般人所赞许，现真相大白……”’。作品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反将叙事重点放到侦破者一方，赞叹侦破者的迅速和敏捷。这篇实话作品注意叙事策略，是同类型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若怯的实话作品《梨花浴血记》，以黑龙江乾安县唱字井村一个凶杀案为事件核，采用的叙事策略是言情加武侠，作品的题目“梨花”＋“浴血”，就有了“鸳鸯蝴蝶”＋“武侠传奇”的意味。作品写得有情色有惊险，但格调低俗，对通俗小说惯常技法的模仿明显，不能说是一篇好的作品。
《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和《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是另一种奇案的复述。《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复述的是桃色案件，儿子和爸爸为了媳妇发生了诉讼。据说此案轰动了新京市（长春），在“最高法院”开庭时，万民空巷。作者李耶抓住读者的心理，写得绘声绘色。《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复述的是一宗冤案。长春的第一位大富豪马金堂死了，抛下百万遗产，二太太想独霸家财，说三太太谋害亲夫，三太太含冤下狱。凌华把这个故事演绎得凄婉动人。
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八卦名人”型秘话。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秘话作品主要卖点在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名人”，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等是这种类型要捕捉的对象。《麒麟》中的《吴素秋》（1942．2：7）、《女匪驼龙》（1941．1：5）、《刘明达经理成功史话》（1941．1：4）、《乐府真声》（1942．18—1943．3：3）、《杨宇霆之死》（1943．31）、《宋美龄艳史》（1942．2：11）等属于这种类型。
此种类型的作品有的很无聊，如《宋美龄艳史》《吴素秋》，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华北作家亚岚的长篇梨园秘话《乐府真声》即是。亚岚，北京人，“在一般大众小说家中最为接近新文艺的一人，其小说内容难近通俗，而其笔法与用语等，均十分新颖。”（《亚岚氏略历》，《麒麟》1卷第7期，12月号，1941年12月，第83页）《乐府真声》是长篇秘话，在《麒麟》上连载了14个月，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说是“八卦名人型”秘话的变体或发展。作品不是以一个名人为主，而是以一群菊坛演员的生活为对象，描写中国菊都北京剧坛的种种故事。作者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说虽采用了“章回体”结构，但其内容、笔法、描写、布局、接榫等都脱离了“章回体”的窠臼。
田菱的《女匪驼龙》也比较有特色，叙述过程不但令人感到惊险紧张，并且可以从叙述看出一点当时社会的情况，驼龙临刑前骂军阀的话颇耐人寻味，这在此种文体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伪满洲国之外的“名人”为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