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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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纪念二战四十周年时即以此为基础发表的《荒野的四十年》著名演说中说，“不问有罪无罪，不问年老年幼，我们的全体都必须承受过去。全体都与过去相连，都对过去负有责任。”这反映出西德朝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也得到了世界的尊敬。
相反，由于美国为了在战后顺利对日本实施占领，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了一部分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度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追究。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很少有雅斯贝尔斯这样强调整个日本国民都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我查了一下著名的左翼史学家井上清的三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1年版）和小山弘健、浅田光辉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都没有涉及国民自身的罪责问题。至于日本的官方更不用说了，在侵略问题上，不仅逃责，而且尽量抵赖，尤其是在教科书的修订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十分恶劣。今年的4月，日本文部省通过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等，一再激起中国和亚洲其他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愤怒，也使得中日关系降至近二三十年来的最低点。我们批评最多的当然也是日本修订教科书美化侵略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政治事件，而对它们背后的宗教、文化和日本国民的逃责问题注意就少。不过日本战后就有学者如村上重良等从日本侵略战争的背后反思日本在文化和宗教上的问题，虽然没有雅氏那样尖锐，但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教科书和靖国神社事件背后的问题。
一、靖国神社
我们知道，日本修订教科书是由民间进行。因此在各种民间版本的教科书中，总有那么几种右翼团体编撰教科书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歪曲和淡化的处理，但多数的教科书还是能够尊重历史事实，被篡改的教科书仍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的反对而被拒绝使用。日本文部省规定教科书的修订活动每四年一次，因此教科书事件激起国人愤怒的周期也就比较长。而使仇日情绪持续加温的主要事件还是日本政府的官员近年来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按照日本文化传统，靖国神社每年举行春秋两次大祭，此外还有临时大祭。前者由天皇任命的敕使参拜，后者为天皇亲自参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表示，参拜靖国神社祭拜本国的战争死难者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他对外国人的说三道四感到不可理解。事实上小泉首相是在耍滑头。靖国神社的建立，固然有承袭日本民间对生前怨恨未消的人之亡灵举行抚慰的祭祀仪式（即御灵信仰）和祭祀阵亡将士的慰灵仪式这两个传统，但是靖国神社创建的本质却是为了奉祀为日本天皇而捐躯的志士和军人。村上重良指出：“靖国的‘国’始终是指大日本帝国，只有对天皇的忠诚才是一切价值的标准。阵亡士兵由于是为天皇而死，便和他生前行为的是非善恶完全无关，奉之为神。”（《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2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在战前日本的国家神道体制下，天皇通过破格地参拜祭祀臣民的神社这种赐予被祭祀者殊荣的方式，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情绪。
目前靖国神社供奉了在历次战争中为天皇死难的人数约246．6万人，从维新革命时期最先提出“尊王攘夷”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到战犯东条英机，均在祭祀之列。除在幕末维新和西南战争的内战中死去的1．5万军人外，其余的二百多万是在明治以来的历次对外战争、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命的，这还包括因战争死去的女护士、女学生等5万人。其中：台湾战争1130人、中日甲午战争13619人、镇压义和团1256人、日俄和朝鲜战争88429人、1914年出兵山东和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合计4850人、1928年入侵山东185人、侵略中国东北1717人、全面侵华战争191215人、太平洋战争2133748人。（高岚编著：《靖国神社的幽灵：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秋季大祭”时又正式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因此在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供奉为天皇死难的战争亡灵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怎么会没有理由怀疑日本官方对侵略战争反省的诚意呢？
靖国神社滥觞于幕府时代末期。1862年，福羽美静等人在京都灵山的灵明舍私祭勤王派的46名死难志士是为靖国祭祀之始。1868年（戊辰），戊辰战争爆发，在京都的鸟羽、伏见之地，天皇军和幕府军交战。是年3月，天皇亲自举行了“军神祭”，邀请天照大神等神灵降临；4月，天皇军为尊王的战殁军士举行招魂祭，这些是为官方靖国祭祀之始。5月10日，京都朝廷发出太政官通告，“在京都东山祭祀癸丑（1853）以来殉难者之灵。”（第78页）并在京都兴建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明治二年（1869）六月，帝京迁至江户（东京）后，在东京九段的田安台上，修建东京招魂社（即今天的靖国神社），合祀鸟羽、伏见战争以来的阵亡者3585人。招魂社的特点就是放弃了传统的儒家、佛教埋葬方式的祭祀，而采用比较简单的亡灵信仰系统作为独自的慰灵形式。1877年，随着平定日本国内土族叛乱的西南战争结束，天皇的中央集权制已趋稳固，于是在1879年把东京招魂社易名为靖国神社，神社规格列为别格官币社（靖国是安国之意，币乃币帛，为奉献给神灵供品的总称。官币社即由皇室负责奉献币帛的神社），这一规格就使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社。此前日本的传统是对于死于战乱的人不分敌我一律供养，但是靖国神社却是明确规定只祭祀为天皇献身的人，经过招魂仪式，他们的亡灵便成为靖国的神灵。
靖国神社甫建立就是国家神社，属于天皇创建神社的四个系统之一＇其他的是：供奉幕府与天皇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的南朝方面忠臣之神社，如凑川神社；供奉天皇和皇族的明治神宫等和在殖民地所建神社，如朝鲜神宫等）。
私家藏书之兴衰与社会文化之变迁
■ 徐雁平
“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这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袁克文的一首诗。袁克文收书，颇有豪气，宋本不论价格，坊贾趋之；然袁世凯败后，藏书随即星散大半，为李赞侯、潘明训所得。十多年前读伦明“藏书纪事诗”，现在能记住的也就这一首。不多的文字背后有跌宕的波澜，书之聚散如此迅速，确实有些让人惊心动魄。后来又看到一些藏书家的印记，如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赵宗建的“曾在旧山楼”，毛晋的“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孙庆曾的“得者宝之”，崇恩的“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等等，觉得古人对藏书的永久性保存已有疑意，遂寄希望于神灵之呵护，或训诫子孙以求持守。书之收藏只能限于一时，诸多瓦解力量，非一己一家所能左右。当我们回视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而最终又百川归海的史实时，不由得感叹变化之剧烈，同时也有如释重负的喜悦，还有一些空落，就像面对颗粒归仓后那空阔的田野，一种繁盛的景观消失了。
像黄裳来燕榭那样有规模有特色的藏书楼，在今日已是稀如星凤，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已结束。书去楼空，那些曾经为人注目的藏书楼境况如何？一位爱书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自1997年以来数十次寻访散布在各地的藏书楼，然后将寻访经历写成十篇颇有篇幅的“藏书访古日记”，汇聚成《书楼寻踪》。略加统计，所访绝大多数为私家藏书楼，依书中次序，其中浙江之行访得13家，常熟9家，扬州3家，镇江1家，苏州37家，宁波14家，南京4家，湖南7家，广东11家，山东10家，共109家。这是一份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绘制而成的藏书楼地图，每一藏书楼都有一张照片和一段类似小传的文字，从那些藏书楼斑驳的影像和访古者略有沧桑感的文字中，让人感到藏书楼能存留至今日，似真有“神物呵护”。这一百零九家藏书楼大部分已失原来的形制规模，而眼下的“残存”者有一部分还是前途未卜，以下的排列或许可以略现私家藏书楼的艰难处境。
遭日寇炮火摧残者 六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部分存留者
十家
近二十年被全拆者
十二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移建或拟移建者 二家
近二十年被改建或重新装修者 四家
被改为商用、工厂、宿舍及单位办公用房者
十一家
藏书楼的处境笔者亦曾目睹，去年深秋到常熟菰里镇看铁琴铜剑楼，楼里没有藏书，楼阁经日寇战火的摧毁及“文革”浩劫，只残存一角，大门被杂货店和熟食店掩映，书香荡然无存。“南瞿（铁琴铜剑楼）北杨（海源阁）”，赫赫有名的铁琴铜剑楼如此，私家藏书楼的整体境况也可想而知。《书楼寻踪》乃一己访古之所得，其他在访古者视野之外的藏书楼又如何呢？
1932年…1933年吴晗发表了《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文以搜辑藏书家史实为主，前文考得浙江历代藏书家399家，以地计，杭县105家，海宁38家，鄞县、绍兴各27家，吴兴27家，海盐20家；以时代计，元代15家，明代80家，清代267家。后文考得江苏藏书家490家，虽未以时地统计，然大致情况应与浙江类似，即藏书家多集中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并且清代藏书家数量数倍于前代。将吴晗关于江浙藏书家的文字记录与《书楼寻踪》中的影像记录作一对比，今昔变化之迹显然。吴晗“探源溯流、钩微掘隐”作此辑考，其旨趣在“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迁，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江浙藏书家史略》第119页）《书楼寻踪》考察的方法和范围虽与吴晗不同，但与吴晗著作之意多有近似之处，特别是对近百年来私家藏书楼的命运，颇多具体之展现。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指出私人藏书之衰落在于其自私、保管之不当以及一般民众之无识。“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同前，第2页）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冲击颇大；但此并非私家藏书楼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
“水火兵虫”被古人认为是书的“四厄”，其实也是藏书楼的“四厄”，但相较社会制度变革而言，它们对藏书楼的影响则要逊色许多。近百余年来，众多延续百余年的藏书楼瓦解终结，一些新兴的藏书家不断涌现，但数十年间又沉寂下去。以著名的天一阁为例，将光绪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