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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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一些人谴责齐泽克轻视了苏联体制的牺牲品，在为这种体制辩护。而齐泽克认为坦陈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及其社会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计划的失败并没有阻止齐泽克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承认斯大林清洗中的非理性主义，并且要认识到斯大林体制是社会主义最令人沮丧的失败，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恐惧和悲惨境遇。这一失败是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之梦的背景下受到审判的，正是因此，斯大林主义也释放出社会主义自身解放的潜能。齐泽克的观点令他坚守着一个失败的革命计划的理想。社会主义只有用新的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来加以修正，只有那些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持异议，同时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才不会遭遇到市场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失望。对集权主义的描述只适合僵化教条的苏联社会主义，而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的核心。我们必须绕开集权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去接近本真的社会主义。
齐泽克对集权主义普遍的共识提出了异议，这些共识包括恶魔般的大屠杀；劳动营和社会工程计划的所谓真理；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始终受到抵制的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集权主义远不止如此。齐泽克最终显示了集权主义幽灵现存的几种形态，其中包括了最大的、最可怕的新的集权主义形式。
集权主义并没有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而终结，它的幽灵依然四处游荡。齐泽克认为它的当今形式多种多样：从罪恶的独裁者到新右派；从数码世界到电视传媒。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注册和控制，以至过去的警察国家看上去像是小孩的游戏，“隐私的终结”就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而电视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和心智的主宰，离开了电视，我们的生活似乎出现了断裂和空洞，我们的思维、情感失去了依托。
不过本书让人感兴趣的不是将集权主义和大众文化批判的结合，而是西方．左派，乃至全球左派的退却。他们不愿意做右派所指责的集权主义者，而把集权主义者的位置无意让给了右派，让位给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全球化的合谋，尽管右派是决不会承认他们是集权主义者的。
齐泽克认为集权主义的概念被扭曲地利用和误用了，而这种利用和误用被用来驯化激进的思想（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了阻碍任何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和体制的机制。当一个人接受了现成的集权主义概念的时候，他已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定在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框架当中。
在这本书中，作者关注的是西方学术界辩论的衰弱状态，这一学术界被一系列禁忌所定义，对它的冒犯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那就是论文被拒绝和失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毫无畏惧地冒犯自由主义的禁忌，即假如一个人被控告为反民主的、集权主义的，会怎么样呢？”
集权主义的概念在西方政治分析中始终和纳粹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全球化的合谋中，集权主义的概念成为了这个合谋的秘密工具。凡是对这一合谋的观念、制度、运作、结果提出异议、质疑、批评、批判、拒绝、否定的行为，都具有了集权主义的倾向。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合谋以及所产生的霸权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无限欲望和这一欲望满足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要通吃、覆盖整个社会的时候，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市场、资本、利润是重要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独立运作的。但是一旦它们成了社会的本身，成了人类所有需要的本身，自然、社会、人类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资本和其最大效益无限循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不断蔑视穷人、穷国利益的时候，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经济效率最大化，漠视效率以外的社会正义与和谐问题之上的新自由主义，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任何新的、批判性、革命性思想基础上以维护富人生活状态的保守主义，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剥削穷人、穷国，使他们的生存状态在相对水平，甚至绝对水平越来越糟糕的全球化，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几年前，批判法学家科斯塔斯·杜齐纳对我说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是法西斯分子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受到市场经济、效率、资本至上的诱惑，也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合谋当中。一种新的集权主义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而过去的集权主义（也是这一合谋所批判的苏联式的集权主义）和新的集权主义（资本的集权）相比，只是一种幼稚的低级形式。
集权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一直有着明确的策略上的功能：通过消除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它是右翼法西斯主义集权统治的对应面和孪生子——来认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民主主义的霸权。这种策略企图将集权主义与斯大林体制完全等同，从而为资本的权力作出辩护。 集权主义的最终根源是思想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封闭。在探索以上问题的类似之处时，齐泽克的结论是：恶魔与其说存在于集权主义制度的局部，不如说存在于使集权主义成为现实的东西当中。左派的退让正显示了这一点。
实际上，新右派俘获了左派。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在这一合谋面前丧失了批判能力和革命性思想，自觉地、争先恐后地适应或者参与这种合谋，让实际存在的市场和资本霸权更自由地进行统治。左派放弃了任何激进的政治计划，把市场资本主义作为惟一的游戏。左派的“现实主义”遂成为“最糟糕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揭露了这种“适应的”渴望所引发的个人对自我兴趣的抵制。他将这一现象和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共产党员自杀性的疯狂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共产党员为了所谓党的利益承认了自己没有也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左派被假定已经完全消失，被放逐到远离中心的黑暗当中了。作者企图证明激进的思想不仅不应该死亡，而且有着巨大的价值。人们将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被人们肯定的太多了，对它们的质疑决不能被理解为集权主义的延续或再生；相反，漠视和拒绝这种质疑，不仅是思想上的封闭，也是体制上的封闭，是集权主义的幽灵在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中的复活。作者认为，西方民主的胜利远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自由，反而带来了对创造性思想和生活的压力。
所有被经济无限的增长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破坏弄得疲惫不堪，并企图理解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的人应该读一下这本书，所有对消费痴迷感到绝望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资本、效益之外别无选择感到气馁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只会积极迎合市场和资本主义感到愤怒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想重新发现离经叛道思想乐趣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本书是对当今社会非同寻常的批判，是疯狂世界里一阵清新的风。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15．00元）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
■ 鲍 磊
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Scott）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广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关注。他所著的《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反抗》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更是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近期的力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获得2000年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该书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其新颖和颇富启发意义的观点，具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解释，被誉为“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在这个世纪中具有意义和启发的研究之一……斯科特提供了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最有力的理论。”
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2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而这些项目为什么往往却只是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呢？斯科特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维埃集体化的农业，从巴西利亚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从流行的度量衡、土地制度、姓的创造和标准化的语言以及交通模式的集权化一一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这些“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运作和失败所暗含的逻辑”，为我们阅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产生和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失败
“国家的视角”其英语原意就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或“像国家那样来看待”（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视角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第340页）在斯科特看来，国家视角的产生与那些大型乌托邦项目的失败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斯科特把“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的巨大灾难产生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Hidl…Modernist）；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或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在斯科特眼中，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在中央，并且它的视野是概括的。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而社会也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极端现代化意识与我们常说的“科技治国论”、“科学拜物教”内涵非常相似。极端现代主义不同于科学实践，他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仰，一种极端盲目乐观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极端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以视觉美学来看待理性秩序。其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在斯科特看来，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盘幻想。如果说重塑国家的简单化倾向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整个社会和人类自然的话，那么“极端现代主义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但前述的两种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它只有和国家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