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怀世界，意味着参与世界。侠的关怀，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重要的是去“行”，即“有所必为”。侠有“武”，其个体生理能量强大，正因为有这种对世界对他人的关怀，才能控制这种能量，即“有所不为”，才不至于伤害世界以及自身。《天龙八部》中的少林无名老僧，就是如此去点化武功卓绝的萧远山与慕容博的。只不过称其为“佛法”，“慈悲之心”罢了。
　　侠对世界的关怀，其动力来自于三种情感。其一，正义感。他们始终对世间的不公正有着强烈的敏感和焦虑。这种正义感甚至压倒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自愿去担当世界的痛苦与荒诞。
　　其二，义务感。人进入社会，必须承担各种义务，而义务又有积极（助人）和消极（不伤害他人）之分，积极义务的实行顺序一般为由亲到疏。大侠天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视积极义务为自己的本分和使命，并且是亲疏一律。当“天”无视草民们的眼泪、哀叫、悲伤时；这种义务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自掌正义，“替天行道”。
　　其三，耻辱感。侠士们是典型的“耻感取向人格”，无论是重然诺，报恩仇，还是救困厄，皆以耻辱感为基础。耻与辱常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又必须承受之重。


“东洋罪”与“西洋罪”
■　　李兆忠
　　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一个最绕不过去的题目，就是“弱国子民”，我们的脑子立刻会浮现《沉沦》的主人公孤独惨淡的身影，《藤野先生》里那一幕令人心悸的“幻灯”事件，《行路难》里携儿带妻、无家可归的中国学子，《洗衣歌》里闻一多的壮怀激烈，《二马》中老舍对英国鬼子的以牙还牙。
　　然而，“弱国子民”问题却有相当的复杂性。就其表现方式而言，不仅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因地而异，因性别而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反应也呈微妙的差异；而且，它极容易与其他性质的问题相纠缠，需要作细心的梳理。
　　具体分析起来，海外学子的“弱国子民”心态折射出留学生们承受的三种外部压力：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着不同的内涵，却又紧密联系，呈现复杂的互动状态。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加上实际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第一种压力总是处于最显在的位置，对它的反应也往往最强烈、最直接；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巨大的时代差异，第二种压力应当说更具实质性，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机械文明、注重实利的人际关系和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诗书传家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一种更实际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压迫，极容易同“种族歧视”纠缠到一起，成为“爱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酵母；第三种压力最有弹性：它无所不在，犹如水和空气，在正常的国际秩序和良性的民族关系中，并不一定造成负面的作用，但是在紧张的民族关系下，文化上的差异常常成为冲突的借口和导火线，具体到海外学子，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注定成为“弱国子民”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弱国子民”反应的强度而言，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文学上的这种反映，同实际的历史情景应当说很一致。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及其反应方式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留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者俱全，互相作用。
　　这个现象应当不难解释：中国学子在“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现代化尚不充分的东瀛，感受不到多少“现代性”压迫与文化上的差异。郭沫若在《女神》中受着惠特曼的鼓舞，纵情讴歌现代工业文明，将大气污染之源的烟筒，比喻成“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笔立山头展望》）；郁达夫沉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却偏离了“浪漫主义”对抗伪饰的现代商业文明、回归自然的“反现代性”方向，将它转换成了“弱国子民”逃避种族歧视的田园乌托邦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传统式孤高，都与这个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分不开。
　　按理讲，一种压力比起三种压力来，痛苦应当小，中国学子的反应却反而更加强烈，这是为什么？
　　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最能反映留日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这“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从1895年日本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后开始，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日益衰弱而变本加厉。表现在《留东外史》里，就是颟顸自负的日本下级军官在萍水相逢的中国留学生面前肆无忌惮地鼓吹吞并中国的理论；在鲁迅笔下，就是中国学子的智力和人格尊严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伤害，就是中国学子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忍看麻木的中国人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同胞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幻灯镜头；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就是中国学子的基本生存权——住，受到威胁，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支那人”相辱；在郁达夫笔下，就是性的歧视，爱的伤害，正如他所言：“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雪夜》）
　　这种日本式的种族歧视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在中国学子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罪”，当然是相对于“西洋罪”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眼前的现实，无论是立志“脱亚人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东学子没有机会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看在路近费省，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
　　更有甚者，这种“东洋罪”里另有一层令人辛酸的屈辱，那就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现在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向曾经喝自己奶水长大的“小日本”学艺，而这位当初谦恭有礼的小徒弟，如今如此的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昔日的恩师放在眼里，一副“是可取而代之”的劲头，这种欺师背主的行为，冒犯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伦理，如何叫中国学子平衡？难怪郭沫若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
　　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
　　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
　　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
　　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志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
　　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
　　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
　　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
　　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
　　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
　　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
　　的！（《行路难》）
　　日本人量小气窄、自私排外的“岛国根性”，与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决定了这种“东洋罪”不可救药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是西方强势文明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东亚文化共同体分裂与竞争的产物；历史上长久维持的“册封”关系和“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使这场竞争颇具戏剧性。甲午一战，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蕞尔岛国”的日本，一下子沦为任人宰割的四等弱国，而小小的日本，却一跃跻身世界列强。败北后的中国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学习日本，日本又是怎样地不希望中国强大，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吞并中国，都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竭尽全力维持中国腐朽的君主政体的军阀元老山县有朋吐露的那样：“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51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胡适有一首诗，叫《你莫忘记》，诗中愤怒的老人告诫儿子莫要忘记一家的灾难：“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斯’——都可以，一总该不至——如此！……”省略的那句；只能是“亡给日本”。由此可见，中国人宁遭“西洋罪”，也不受“东洋气”。


关于
　　《圣经》英语“钦定本”出版286年后，有“修订本”问世。据说这个“英语修订本”有36191处改动。1881年5月17日上市，一年里在英美就卖掉300万册，这个数字是《｛圣经）是怎样写成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10月，杨道译）的作者康诺利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是让人长知识的书，只是我更喜欢原作的书名　Bible　l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Sacrifices（《圣经》的译者和为诸译本牺牲的人）。美国人对“修订本”态度消极，因为英国人未采纳他们的一些建议。事后为了妥协，1898年牛津剑桥印行了“美国修订本”《圣经》。从1380年中古英语手抄本《圣经》到1611年“钦定本”，英语《圣经》版本多达277种。迄1901年“美国标准版”，英语《圣经》又经522次修订。到1985年，英语《圣经》版本总数达1240种。当今世界上据统计有6170种语言，其中1978种语言至少有一个译本的《圣经》。　1990年世界上发行《圣经》的大机构GIDEON把第5亿本《圣经》送给美国总统布什。
　　《圣经》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也是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拿破仑曾对他的部下说：《圣经》向他说话，“就像一个人一样。”（康诺利书里的掌故，以下也是）苏格兰伟大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家有藏书两万卷，临终时只让人读《圣经》给他听：“只有一本书。”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GLADSTONE声称他认识当世95个伟人，其中87人是《圣经》的信徒。莎士比亚作品里有“500多个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狄更司说《圣经》永远是一本好书。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校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有《圣经》的知识而无大学里的书本知识，比有大学里的知识而无《圣经》里的知识更有价值。”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正读着《圣经》。美国50个州的立宪文字概念语词都源于《圣经》，这些都是康诺利书给我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