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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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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讨论者的学者中有三位是物理学系出身,一位是地质学系出身,他们都了解科学当毋庸置疑。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如何?《敬畏自然》一书向我们表明,他们没有以“政治正确”的态度对待科学,也没有借科学之名行文学想象或科学幻想之实,而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科学,看到科学的成就和功绩,也不避讳科学的有限性及由科学的有限性衍生出来的有害后果(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说明,他们确实做到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害,与此相反者,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历史及生活常识确证的真理。问题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思想并未深入人心,甚至有专业科学工作者把以非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看作为“道德正确”、“人类正确”,自以为握有“政治正确”的权柄,说起话来不顾根据,霸气十足。例如,在这场要否敬畏大自然的讨论中,针对“人类需要敬畏大自然”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主张敬畏大自然“实际上是批科学主义”,“这就在实际上走向了‘反科学”’。更有甚者,有学者说主张敬畏大自然“岂止是反科学,简直是反人类。”(以上两种观点见《环球》05.1和《新京报》,05。1。13)笔者目前无意参与这场讨论,只想就其中涉及到的更一般性的问题发表几点看法。
  
  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要遵守科学内容的表达形式
  
  科学内容表达最起码的要求是遵守形式逻辑规则,这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必要条件。如果连这样的条件都无法满足,科学的内容怎么能表达清楚呢?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如何保证呢?读者不要以为讨论的参与者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此认为你会大失所望,因为例子就在手边,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新京报》,05.1.13)按照逻辑学的常识,敬畏大自然是态度,它或是科学性的,或是非科学性的,二者必居其一,此外无他。
  但是,对大自然采取非科学的敬畏态度并不一定就是反科学的态度,因为反。科学的态度只是非科学态度中的一种,但绝对不是全部。例如,在非科学态度中还包括审美性的态度,伦理性的态度,宗教性的态度。如此看来,径直作出“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的结论,实在突然异常,在逻辑上连跳两大步,跳跃中把非科学态度归类为反科学的态度,让人觉得,科学态度与反科学态度而不是非科学态度相对应,对自然采取伦理和审美的敬畏态度就是反科学的态度,反科学的态度“简直是反人类”。
  这种不顾及逻辑常识的妄下结论和乱扣帽子,其无知与霸道让人吃惊,更别提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了。实际情况是,以审美的态度敬畏大自然,不仅不是反科学,而且对科学有助益。康德说:“悬崖峭壁,黑云密集,雷电交作,火山爆发,狂风怒号,海洋澎湃,瀑布飞腾;这些惊心荡魄的现象,使人魂飞体外,不敢仰视,更说不上反抗了。可是当我们感到安全的时候,这些现象越是可怕,它们的光景越是引动人;我们便立刻称它们为崇高,因为它们引起心灵的稀有力量。在我们里面透露出完全不同的一种抵抗力,使我们敢于把自己和看来是自然的万能作一较量。”(《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5页)引发这场讨论的自然现象,由特定自然现象激起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由敬畏心理升华出来的审美体验,由审美体验触发出来的认识大自然、抵抗大自然的科学冲动,康德都说到了,我们能从康德敬畏大自然的审美态度中嗅出反对科学的因素吗?康德的例子告诉我们,敬畏大自然的审美态度与反科学不沾边,硬要扣上反科学的帽子,原因不是康德反对科学,而是扣帽子者自己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同理,伦理层面上的敬畏大自然并不就是反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有助益。护山老人并不鲜见,他对山上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都了若指掌,这说明他对这座山有科学性的认识。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这座山有视如儿女般的亲情,有如密友的温情和甜如爱妻般的恋情。这些情感导致他对这座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而敬畏使他把更透彻地认识这座山作为自己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体现。由此看来,对自然采取伦理性的敬畏态度并不排斥科学的认识态度,与反科学的态度更是南辕北辙。
  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的情况较为复杂,通过研究和分析发现,宗教态度中有反科学的一面,有时这一面还非常蛮横和残酷,如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态度中也有与科学相容的一面。可以这样说,没有牛顿就没有西方的近代科学,起码是没有经典物理学,让唯科学主义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牛顿始终抱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直至晚年他还是认为,“在创造世界之前,耶稣就是上帝的至爱,与天父共享世界开始前的荣耀。他也是宇宙的准则……上帝以他为媒介来创造世界万物。”(见迈克尔·怀特:《牛顿传》,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453页)牛顿的话缺乏哲理性论证,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其观点的逻辑让人折服:“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界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183页)两位科学伟人的话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与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大自然并不完全冲突,有时,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大自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考据问题,限于篇幅,恕不展开)。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明了,思考和表述科学问题时不遵守起码的形式逻辑要求会出现多么大的差错,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差错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贪污”,使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讨论变得气氛紧张,讲理者似乎无理,无理者似乎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要尊重客观事实
  
  关于要否敬畏大自然的讨论围绕两类事实展开,一类是天灾,一类是“人祸”,即人为原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面对这两类事实,主张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论者,在阐发自己的主张过程中,总是拉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式,例如一位论者说,“假如未来有一天,又有一颗小行星向着地球飞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人是应该采取一切手段(例如用核武器轰炸)去征服它,还是高喊‘敬畏大自然’坐以待毙?”(《新京报》,05.1.13)以科学家的身份通过这样的例子论证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的观点,让人越发糊涂,生物学家有什么根据说核武器轰炸的形式可以解除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危?小行星与什么行星相比为小?需要多少种、多大能量的核武器轰炸?在什么距离轰炸?轰炸后的一系列未知后果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我们在这里产生的疑问是:生物学家大谈核物理学在天文学领域里的应用问题,谈出的内容是科学吗?这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吗?
  另一位反对人类要敬畏大自然的论者主张,“以核弹炸喜马拉雅山,调雅鲁藏布江水到西北来改善生态。”不知道以物理学为本业的论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即便自己了解核物理学,但这一“壮举”所涉及的地质、气象、水文、生态、经济、政治、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你又能知道多少呢?我们能相信这种放胆之论是科学吗?显然它不是科学;我们不相信它为科学,然而,这又是科学家以捍卫科学的名义说出来的话。这真让我们这样没有专业科学知识的人为难。


略谈我之自然观
■  章立凡
  何祚庥院士与汪永晨女士关于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韵论争,在媒体上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我一直是个沉默的旁观者。沉默到今天,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近年除了业余研究写作之外,我主要是从事环保方面的工作,不但亲自做实验,也曾写过一点科普的文字。
   我认识汪永晨女士是在十一年前,那时她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刚获得亚广联大奖。印象中,她是一位纯真、执着的民间环保人士,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敬重。三年前在清华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巧遇汪女士,当时正值盛夏,与会者过多,场内十分闷热;她忽然提出动议,要求关掉空调,理由当然是为了环保。这个主张显然有些偏激,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
  至于何祚庥院士,我一直无缘识荆,但拜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其中一篇还颇有影响,虽然我当时并不反对他的观点,但后来就很少读他的文章了。
  何院士与汪女士之争,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的那场论战。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专题演讲,并整理成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百七十二期上。张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针对这一观点,丁文江于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劢发难。丁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一论争涉及众多哲学问题,立时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鸿隽、孙伏园、朱经农、陆志韦、范寿康等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并结合本体论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等理论问题展开辩论。“科玄之争”成为学术思想界的热点,当时未成定论,至今仍有评说。
  何、汪之争的命题是“人类是否需要敬畏自然”,这场论争的背后,是经验科学与实证科学之交锋。这个命题虽然没有“科玄之争”那么大,但扩展开来,或许可以达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高度。
  何院士以“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立论,颇有当年伟大导师的浪漫情怀,我不由得替老先生捏把汗:科学家提出一个不确定因素甚多的论断,是相当危险的;汪女士的驳论为“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这题目本来选得还不错,但读了内容却不免失望。我感到双方皆持“非此即彼”的立场,话都有些过头。
  张申府先生曾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宇。反过来说,即是孔子之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祛倍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张申府:《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4页)张先生这段话,也不妨送给论战中的各位参考。
  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两者虽有思维方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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