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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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虿欢喜ǘ�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即是明证。第二个转变引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即各国日益减少政府规制，强调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行为，其结果是不平等的增加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日益分裂。
高柏教授并没有就这种转变解释转变，而是用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一个内在矛盾来引出这一转变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一转变使日本经济从繁荣转向停滞的机制。简而言之，高柏教授所说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以促进社会保障和维持贸易与生产的扩张为目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内在矛盾即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中所蕴含的著名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由于特里芬悖论的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1年崩溃，并最终引发了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中的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给日本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宏观上，日本跟随这一转变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并加入了由美英两国发起的金融自由化运动，从而丧失了财政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日本常常难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上取得良好的平衡。由于浮动汇率和日益增加的资本自由流动，日本银行通过干涉外汇市场来维持汇率的努力常常造成基础货币的增加，从而导致国内货币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大藏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减少贸易顺差的做法，又将私人投资引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这就引发了日本的泡沫经济。
高柏教授书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是，他从微观上对日本企业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的制度与机制的分析。高柏认为，日本的企业治理模式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强调协调，另一方面，它又忽视控制和监督。强调协调，使日本经济在战后得以高速发展，但忽视控制和监督，却引起了日本企业的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对日本的高速增长和泡沫经济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研究就是为了借鉴，如果只是对日本经济的兴衰进行解释和总结，对我们的意义不能说是很大。但高柏先生在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中，时时思考的是中国的命运。日本经济之于中国经济的借鉴意义，其间的逻辑在于，从微观上，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都是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但宏观模式却存在很大的区别。造成日本经济增长的过度竞争虽然也造出了泡沫经济，但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但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却是依赖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而中国的这一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为自己制造风险，甚至是比日本当年的风险更为凶险的风险。
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逆差一起，给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必然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因此而面临双重风险：一方面，回应这种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理睬这种要求，任由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又必然会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上述局面将会引出的后果，在高柏教授的书中都有揭示。1960年代末，日美贸易不平衡之际，日本坚决拒绝日元升值，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使世界从此进人一个无保障的资本自由流动时代，也造成了日本企业过度竞争的局面； 1980年代中期，又是由于日美贸易的不平衡，但日本却采取了积极回应的方式，结果是日本经济产生了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我们现在面临着与日本完全一样的风险，处理不好这一风险，日本的昨天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若干日本处理的很好、而我们没有很好处理的风险。这就是：
第二，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展开了与其他国家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使经济摩擦加剧。日本则只是在第一次能源危机时受到了影响，此后则由资源消耗型的钢铁和造船及化工的生产，转向了资源节约型的家电和汽车的生产。
第三，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提高了本国CDP的贸易依存度，也加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而日本的GDP贸易依存度一直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同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日本当年鼓励出口的政策，很少被人认为是对别的国家的威胁。所以不具有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压力。、 第四，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很有活力，但社会保障没有跟上。三农问题、下岗职工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加剧，已经成为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素。而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所以，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
综上所述，日本的发展模式给日本带来的真正的风险只有第一种风险，但由此而来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却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上的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使原本存在的收入的不平等拉大，收入不平等增大的后果就是国内需求的疲软，而国内需求的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同时还会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的对外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并开放资本市场，国际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在这种条件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就很有可能会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这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一推论成为现实，但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逻辑的存在。高柏教授这本关于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的书，对人们思考中国经济的命运一定会极具有启发作用。
（《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美＇高柏著，刘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版，22．00元）
评
THE CHINA CRITIC是桂中枢主编的英文周刊，封面上“中国评论周报” （不可译作“中国评论”）六个汉字是蔡元培题署的，1928年5月在上海创刊。 1934年1月起温源宁加入了它的Contributing Editors（撰稿编辑）行列。温源宁有很多论文和书评在上面发表——T'IEN HISA MONTHLY上也有温源宁好些东西。这年的1月4日，《中国评论周报》第七卷新开了一个专栏，Unedited Bi… ographies（人物志稿），第一期发表了Yih Changmung（即易常盂）“Han：Fu…chu， The Good Bully Of Shantung”，写的是韩复榘。文前有一段温源宁的话，似曾相识，知是来自他的论文“Machiavelli and China”（马基雅弗利与中国）。Unedited Biographies第二期的题目是“Ma Chun…wu（马君武）”，作者是C。T．（即陈达）。第三期的题目是“Doleful Mci Lan…fang”，传主是梅兰芳，作者是E．K．Moy（即梅其驹）。第四期题目是“Mr．Wu Ni（吴宓），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作者没有署名，就是温源宁了。接下来写的是人物依次是：赵元任、EmperorMalgre Lui （即清废帝溥仪）、吴经熊、高君珊、胡适、冯玉祥、徐志摩、薛氏兄弟、周作人、林可胜、梁遇春、陈嘉庚、周诒春、顾孟馀、褚民谊、叶公超。第二十一期停了一期，布告（Notice）说Unedited Biographies下周易名。5月31日第二十二期起，专栏名称改为“Intimate Portraits”（亲切写真）：并标明为温源宁编（dited by Wen Yuan…ning），刊用的是“Dr。Lim Boon Keng（林文庆）”，第二十三期登载F。T。 Wang为林文庆鸣不平的长函，编者标题为“Dr．Lim Boon Keng，Once More”。之后传主依次是：黄庐隐、王文显、凌叔华（有署名，作者是费鉴照）、朱兆莘、卢作孚（作者是Chang Hsu…lin）、顾维钧、梁龙、伍连德、刘复、王德林（作者是林幽）、丁文江、辜鸿铭、吴赉熙、吴稚晖、顾静徽、杨丙辰、冯友兰、刘铁云（据刘大钧文编译）、章太炎（据曹聚仁文编译）、周延旭、陈通伯、孙大雨、梁宗岱、舒舍予、沈有乾、盛成、刘海粟和黎锦晖、李石岑、程锡庚。1935年1月，温源宁挑出十七篇，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朱兆莘、顾维钧、丁文江、辜鸿铭、吴赉熙、杨丙辰、周廷旭、陈通伯、梁宗岱、盛成、程锡庚，取名为“Imper… fect Understanding”，交付上海KeUy and Walsh， LTD．（别发洋行）刊行。1935年6月钱默存在《人间世》第二十九期发表了篇书评，译书名为“不够知己”。
1988年12月，岳麓出版社出版Imperfect Understanding的中文本，译者是南星，书名叫“一知半解”。2001年2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陈子善编《一知半解及其他》，收入南星译本和六篇温源宁评论文章的中译本（《人间世》第十一期林幽译《轨范季刊》、第十九期《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漏辑）。
2004年1月，岳麓出版社又出版“温源宁著、江枫译”的《不够知己》，责任校译是刘果，责任编辑是刘果，版式设计是刘果。正文每叶上面是原文，下面是译文和注释。设计得真好玩好看；如果再配上人物照相或画像，那就更妙了。不过，责任者假使把设计的心思稍分摊到编校上，那就是我们读者的福气了。唉！
从《序》里的话（“敬业的刘果硕士费心策划、热情邀请”云云），可以推想译者没有翻过《中国评论周报》，也没有见过别发洋行出版的《不够知己》，也不知道《一知半解及其他》，好像只借鉴了《一知半解》。这样，他信笔洒出的一知半解也就不足怪了：“《中国评论》Unedited Biographies（人物速写）专栏从6月起便改名 Intimate Portraits（知交剪影），所刊文章绝大部分均不署名，只有一篇文末署有两个字母的缩写字头……除了一篇显然来自读者群中，这些文章不论署名不署名，编者也就是作者……温源宁留给后人的文字，似乎也就是这么四十几篇人物小传了。”
出版家似乎有编全本或足本的权力，但最好能尊重著作家的定本或原本。温源宁从已刊的二三十篇里选出十七篇，自是他的主权，自有他的理由：那些没署名的小传不都是自家写的，有的小传因“气坏了好多人”而不宜收编，有的写完就不很满意。死了二十年，“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温源宁当然管不了别人的“搜拾弃馀”。编译者既然做主“把这个文集视为温源宁所著Imperfect Understanding的足本”，那“文集”的编次按理该照用Imperfect Un… derstanding，然后再把作者挑剩的依原著体例，以发表时间为序，附录于后。可“这个文集”全不顾温源宁自己的意匠心花（原著郑重地在标题下标明问世时间），竟以传主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编排（《武连德博士》则错简），也没有表示哪些是温著集外文，并且遗弃了原书的序文。
辨识文章的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