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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当代2007.5-第84章

小说: 当代2007.5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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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做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她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毅然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有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这些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1929年,在这所院子里,母亲从失去丈夫和小女儿的悲痛中渐渐地恢复过来。她必须振作精神,使生活重上轨道。
  改变了的现实已经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佣人减少了,她只雇了一个女佣做饭。丈夫的侍卫和随从也都离去,她只留下了老传达兵做看门人、兼打扫院子、买菜。家中不再门庭若市,连那些必不可少的应酬她也谢绝了这样使她感到轻松。渐渐地,她断绝了和丈夫生前军政界同僚的所有往来,带着孩子们开始了隐居式的生活。她是一个非常聪明有主见的女人,为了使家庭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她把所有的积蓄集中起来作了清理,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哥哥去投资,另一部分作为日常开销。她甚至计划着在这座大院子里养蜂、纺织维持家用,所幸他们的生活在她的合理安排下并没有困窘到那个地步。考虑到一个守寡女人带着孩子们生活不安全,她又在大院的围墙上装了电网,在树上挂了报警灯,警灯另一端就设在派出所里,如果遇到情况派出所的人很快就会到达,没想到这些防范措施却为后来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作用。春天到来的时候,母亲带着女佣和老传达兵开始整理院子,在空旷的院落里种上各种四季花草,齐着房檐搭起绿色的葡萄架,很快整个院子就姹紫嫣红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对孩子们的教育始终是母亲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她从来不用封建礼教约束他们,特别是对女孩子们,她鼓励她们的天性在生活中得到自然的发挥,同时,她又为她们立下了“勤、学、俭”的家训,要求她们独立自强,绝不依靠男人生活。丈夫在世的时候,她曾经很羡慕隔壁一家私立医院的女院长,她盘算着将来让三个女儿都学医,大女儿身体好作外科医生,二女儿性情温和作内科医生,三女儿胆小些作药剂师。在她看来,行医,那是最适合女孩子们自食其力的工作。现在,丈夫虽然不在了,这个打算却并没有改变。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才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不久后,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却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做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大宅院的日子在安详宁静中悄悄地过去。
  这期间,社会形势动荡不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又进一步觊觎华北。1935年10月,日军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张家最先发生变化的是一向就喜欢关注时事的张楠。她所在的中国大学是抗日民主运动活跃的地方,那里聚集着一批民主教授,和一批“北平学联”的领导骨干。系主任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四大弟子之一,经常鼓励学生关心时事和社会。还有那些学联骨干分子任中夷、杨易辰、夏英哲……张楠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时局、撰写文章,有时候因为参加民主活动学分凑不够就去请求吴承仕帮助,他总是为她想办法。这个张家的大小姐,过去总是有些孤僻和清高,现在,整个人都变得开朗、活泼起来。
  张楠的变化首先影响到了足不出户的母亲。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是放心的,虽然外面的世界和她有着很大距离,但这个家庭从来就有的一种民主气氛恰好弥补了这一欠缺。张楠常常把外面的消息带回家讲给母亲听,和母亲一起讨论。此时的北平城,城外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城里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大摇大摆,政府忙着把大批国宝从故宫运出,有钱人急着离开这个将要陷落的城市,老百姓人心惶惶……,母亲每次听到这些消息都感到忧心忡忡。一次,张楠带回一张报纸,指着上面一批被捕学生的名单,对娘说“这都是宪兵三团干的好事!”娘听了久久不语,然后长叹一声“为了不当亡国奴,要流多少血啊!”作为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她越来越感到困惑和茫然,偌大一个北平,走的走了,留下的难道就真的要当亡国奴吗!她对自己的政府感到了怀疑。
  一向充满宁静和温馨的宅院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是一次和几年前的变故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时候,这个家在猝不及防中遭受了外来的灾难性的巨大打击,几乎崩溃,是娘以她的勇敢和聪明才智支撑了下来,尽管这么多年来,娘是如此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家庭,呵护着她的一群儿女,希望他们能够过太平日子,她那经历了痛苦和惊变的心灵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磨难,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新的思想带着巨大的危险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她却表现了超出寻常人的勇气和精神,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使得她的家庭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的那一天,张楠从外面带回一张《中共北平市委会告市民书》,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孩子们围在娘的身旁,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起仔细地阅读了这张传单,之后,这位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叹息道:“这就有希望了!”
  1936年,张楠先是加入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加入了共产党。她悄悄地告诉母亲自己加入了“民先”和“左联”。此后,张楠就时常把“民先”的传单带回来给娘看。一次她交给娘一本油印的秘密小册子,里面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娘赶在夜里看完了,交还给女儿的时候,两个人竟像相互深知的同志一样彼此看着什么都没说。
  在那个夜里,母亲除了接触到新思想的兴奋一定还想到很多,她一定知道跨出这一步所面临的危险,一定知道还有别的选择把大门关起来,尽可能地像过去一样过隐居生活,这至少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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