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1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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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随后他就写出了拉丁美洲第一本令欧美文坛惊讶的小说《王国》。我只说这个人对我启示最深的一点，是关于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我的生活史和工作历程都在乡村，直到读卡朋铁尔的作品，还是在祖居的老屋里忍受着断电点着蜡烛完成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连未见过面的爷爷以及爷的兄弟们的名字都搞不准确，更不要说再往上推这个家庭的历史了，更不要说爷爷们曾经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屋院里的生活秩序了，我在家乡农村教书和在公社（乡）工作整整20年，恰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我一直自信对解放以后乡村经历的欢乐和灾难的全过程的了解和感受，包括我的父亲从自家槽头解下缰绳，把黄牛牵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里将一孔废弃的窑洞改装成的饲养大槽上。这时，才意识到对于企图从农村角度述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我来说，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太浮泛了。也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很懊悔，在“文革”之初破“四旧”烧毁族谱时，至少应该将一代又一代祖宗的名记抄写下来；至少应该在父亲谢世之前，把他记忆里的祖辈们的生活故事（那怕传闻）掏挖出来。我随之寻找村子里几位年龄最高的老者，都说不清来龙去脉，只有本门族里一位一字不识的老者，还记得他儿时看见过的我的爷爷的印象，高个子，后脑上留着刷刷（从板刷得到的比喻，剪辫子的残余）头发，谁跟外村人犯了纠葛，都请他出面说事；走路腰挺得很硬，从街道上走过去，在门口敞怀给娃喂奶的女人，都吓得转身回屋去了。这是他关于我爷爷的全部记忆里的印象，也是我至今所能得到的惟一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从听到的那一刻，就异常活跃地冲撞我的情感和思维，后来就成为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主要人物白嘉轩的一个体形表征，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部小说的构想。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坛呈现出“寻根文学”的鲜活生机。我不敢判断这股文学新潮是否受到拉美文学爆炸的启示或影响，我却很有兴趣地阅读“寻根文学”作品，尽管我没有写过一篇这个新流派的小说。我后来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我曾在相关的座谈会上表述过我的遗憾，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我很兴奋地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里，多种流派交相辉映，有“各领风骚一半年”的妙语概括其态势。其中有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理论，使我茅塞顿开。人是有心理结构的巨大差异的。文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态。不同种族的生理体形的差异是外在的，本质的差异在不同文化影响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别上；同种同族同样存在着心理结构的截然差异，也是文化因素的制约。这样，我较为自然地从性格解析转入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对象就是我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农业文明最早呈现的土地上人的心理结构，有什么文化奥秘隐藏其中，我的兴趣和兴奋有如探幽。卡朋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这三条因素差不多同时影响到我，我把这三个东西综合到一起，发现有共通的东西，促成我的一个决然行动，去西安周边的三个县查阅县志和地方党史文史资料，还有不经意间获得的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那个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渐渐发育丰满起来，我感到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了。”
　　我并不以卡朋铁尔从欧洲现代派旗帜下撤退的行动，作为拒绝了解现代派艺术的证据。现代派艺术肯定不适宜所有作家。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会在那个流派里发挥创造智慧；不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就会在他清醒地意识到不适宜时逃离出去，重新寻找更适宜自己性气的艺术途径，这是作家创作发展较为普遍的现象。海明威把他的艺术追求归纳为一句话，说他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个“句子”自然不能等同于叙述文字里的句子。既然是“一生”，就会有许多次，我们习惯用一次新的成功的探索或突破来表述这个过程和结果。卡朋铁尔到海地“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并创了拉美文学新的天地，以至发生爆炸，以至影响到世界文坛。今天坦白说来，《王国》我读得朦朦胧胧，未能解得全部深奥，也许是生活距离太大，也许“神奇”的意象颇难解读，也许翻译的文字比较晦涩。我的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卡朋铁尔扎到海地去的行动，即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时富于开创意义的勇气，才是我的最有教益的收获，未必也弄出“人变甲虫“的蠢事来。
　　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也读了昆德拉被翻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钦佩昆拉结构小说举重若轻的智慧。我喜欢他的简洁明快里的深刻。这是“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又一位成功作家。我不自觉地把《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起来。这两部杰作在题旨和意向所指上有类近的质地，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绝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习惯从写作的角度去理解其中的奥秘，以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我在这两本小说的阅读对照中，感知到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有如由蚕到蛾羽化后的心灵和思想的自由。
　　2004年11月24日二府庄
　　


个园Ⅱ
■　　张　生
　　电车晃动了一下，车窗外高楼上的霓虹灯广告一闪而过，高架道路下笼罩在雨雾中的一条条流光溢彩的街道也向身后滑去。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多了。这个时间应正值下班高峰，车厢中挤满了手提公文包和打领带穿深色西服的人。路还很长。我用刚学会的日语说了声对不起，从车门处向里面挪了挪，找了个地方站好了身子。
　　看来，东京十月份的天气和上海差不多。前天我从上海出发时就在下雨，到了这里还是一样的阴雨连绵。不同的是，因为早一个时区，东京比上海的天黑得还要早一些。我想起刚刚结束的学术会议，觉得毫无意义。这场由韩国一个大学和日本的一个大学共同发起的研讨中日韩，即所谓东北亚文化的会议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会上发言时，每个人都试图把本国的文化和历史与对方挂上钩。我当然不反对这一点，事实上，这也是事实，关键在于，问题仅此而已，或者说，到此为止。至于挂上钩后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却没有人多说。特别是在会议开幕式上，大会主席，一个韩国教授，用幽默的口吻提议与会代表举杯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时说，他不仅要热烈欢迎韩国和日本的会议代表，还要热烈欢迎“既不懂日语，也不懂韩语的来自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代表张教授”，而那个张教授就是我。我虽然不是个敏感的人，但我不想掩饰我对这句话的反感，尽管我还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对他这句话感到不舒服。也许，是自尊心在作怪。他这么一说，好像我无形中变成了局外人。这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没有我，这个冠名为中日韩的会议就会只剩日韩两家，所谓的东北亚就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他是用英语说这番话的，否则，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今天在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个日本教授向我走了过来。我以为他是要和我谈什么学术问题，谁知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打了个招呼后，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就是在上海的虹口出生的，很喜欢上海。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感慨万千地说，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算了算，他可能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离开中国的。看到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他马上又说，他父亲不是军人，是个医生，给日本人看病，也给中国人看病。我明白他的意思，主动友好地向他笑了笑，他也很快露出了笑容。接着，他又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了我，那个人的年纪和他差不多，背景也一样，不过，他是在大连出生的。但因为我还有事，怕耽搁了，所以没能和他们两个深谈。另外，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太吃力了。这倒不是他们的英语有多差，实际上，我在讲英语的时候，也是像他们一样，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如果是外人，看我们说话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们是在吵架，而不是为了相互理解对方的话。
　　经过五反田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舞！舞！舞！》中的男主人公就叫这个名字，不禁哑然失笑。村上也真是的，怎么能把一个地名当成人的名字呢？我想，要是懂日语就好了，也许村上给主人公取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不过，也很有可能是信手拈来的，谁知道呢？比如，同样是这本小说，在中国还有人译成《跳！跳！跳！》的，也就是一念之差而已。当然，我是喜欢《跳！跳！跳！》这个名字的。至于为何喜欢，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总之，就是喜欢，也没别的意思。
　　灯光渐渐变得稀疏起来，车上的人也随之少了很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如今这个世界似乎真变得一模一样了，高楼林立的东京和上海简直没有差别，但若仔细看，也不是那么回事。上海的建筑之间风格相差很大，有的甚至很丑陋，就像上海的一道名为“一肚鲜”的菜，把冬瓜和笋子和咸肉放在一起烧汤，弄得不伦不类一样。而东京的建筑却很和谐。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更善于折中呢？比如，这几天在东京，我几乎很少看到有人用折叠伞，不管男女，用的都是不能收缩的长柄伞，而这种伞却因我们觉得不方便，早已弃置不用。现在，不只是上海，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是折叠伞的天下，这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让符号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来分析这种现象，一定有会很多感触。可此时的我却什么感受也没有。我又看了看手表，感觉时间有些紧，就抬头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还有几站才能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但那个人看了看我，耸了耸肩，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说的是汉语。正准备用英语再问一遍，坐在对面的一个年轻姑娘突然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对我说，马上就到了，还有三站路。我笑着对她说了声谢谢。
　　在来日本前，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曾对我说，在东京的环城铁路山手线的电车里，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是中国人，我当时还有些不相信，现在才发现是真的。
　　我用手擦了擦车窗玻璃上的雾汽，夜色已完全降临，高楼也消失了，不时出现大片大片的空地。因为没有路灯，再加上蒙蒙细雨，也不知是不是田野。电车正在减速，在车内明亮的灯光下，我又掏出地址本看了看，确信无误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可能是郊区的缘故，这里的车站规模比东京市内的小了很多，下车的人也很少。所以我还没走到出站口，就看到有人举着一张写有我名字的白纸在接站。我走上前去，向这个人打了个招呼。
　　“啊，您就是张生先生吧？”
　　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意识到，他就是前两天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一头黑发，显得很年轻。但走近了，我才发现他大概已有五六十岁了。
　　“是川口先生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