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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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图书市场兴旺当然是反映买书、读书的人多了，商家有利可图，图书的发行量必然会增大。可以想见，卖书的人怎么会做不赚钱的事情，而买书的人又有多少是只买不看的呢？对照二个数据，这个“科学调查”和报道就有点好笑了。
第二件是有报纸说如今的尊孔读经渐成气候。去年年末朱学勤在《南方周末》有一篇“2004传统文化思潮起波澜”的文字提到此事，他讲的主要“波澜”就是说有人提倡“读儒家经典”初具规模。据说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读经行列。有意思的是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反对的学者，如刘海波、王怡等人也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有人由此还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科举宪政主义等莫名其妙的主张。朱学勤倒是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把读经与国家联系起来，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没有积极意义（《南方周末》1090期，2004年，第24版）。本来，读什么和不读什么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文化的自由主义在读经问题上能够一致起来，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呢？
我过去不知道什么是“深阅读”。从报道来看，所谓“深阅读”大概有三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读者在读书之后能够增进思考能力、逻辑能力、感悟能力、增进社会文明、增进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创作力的阅读。二是指阅读有文化品位和学术性的书籍。三大概是说要读可以反复品味的书籍，不读或少读看完就扔的“快餐书籍”。这些意思听起来都是蛮有道理的，说实话，这样的读书要求却让我很难理解，如果这是“深阅读”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书能符合要求。我想了一下，最能够符合这些“深阅读”标准的应该是教科书。每个人从做学生时起，其语言能力、逻辑能力和精神文明一类的培训差不多都在教科书里完成了，而教科书是要求反复读的，比如过去的《四书》《五经》，从发蒙、乡试、会试到殿试，儒生们何曾敢懈怠！如今的政治读本，从中考、高考到研究生考试，考生们岂敢忽视？从文化品位来讲，如今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中学《语文读本》《美术》并不比任何出版社编的什么散文、美文之类的差。过去我对语文教材没有什么好感，看了现在的《语文读本》之后，才知道它包罗古今、题材广泛，已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吴下阿蒙。课本被讨厌，问题出在现代的考试技术上，怪不得教材。这和用八股考《四书》《五经》的情况类似，就是要把活泼的语文变得支离破碎！至于书本的学术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如果学术是指思辨性、钻牛角尖和普通人懂不了的话，各种智力试题就是现成的例子；如果是指获得科学的知识（这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各种教科书滞后前沿理论并不多，文科的可能晚一些，理工科的就比较快，如电子方面的教科书。如果是说学术书是指权威性和真理性的著作，我想每部教科书差不多都是这样标榜自己的，稍许明白一点的人就不会在意这样的疯话。另外，今天除非有不计较成本之势力的支持，只出版“真理”书籍的出版社就会很快关门，社会承载不了太多的学术和真理。所以我认为提倡“深阅读”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把读者吓跑。
倡导读经的故事在本质上也和呼唤“深阅读”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倡导者本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们认定儒家的经典是高雅的东西，并且把读书和国家兴亡之类的大事情联系在一起，起码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搞笑。如今的世界已不是农耕时代，靠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读儒家的书实在不需要再负担那么多的政治、文化使命。那些做研究和搞教学的人为完成论文指标、评等升级或者自娱读点儒家的书、写点吹嘘儒家思想的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号召所有的儿童在记忆力强时背诵儒家经典，认为他们长大就会理解经典的内容，按照经典行事，未免迂阔。且不说新文化运动对尊孔读经的批判是否过激，但只要读一读《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之类的小说就可以让人们对从小读经明性、长大则知书达礼的事情抱有怀疑的。类似的现象今天还可以见到，媒体上经常出现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报道，可以断言，那些贪官污吏和作奸犯科者在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无产阶级先进的教育的洗礼，可它并不能保证其良知的沉沦。这二件事都可以说明用文化保守主义的读经方法来解决社会的道德危机，古代行不通，现代也行不通，保证社会健全最不坏的方法还是法制。
凭心而论，鼓励“深阅读”和“读经”的初衷都不算太坏，谁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好了，但在社会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面前，阅读更应该是开放式的，无书不可读，亦无不可读之书。记得1979年《读书》杂志开办之初就有“读书无禁区”的讨沦，那场成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的讨论，已经说清楚这个问题了。读什么，不读什么，什么样的书可以“深阅读”，什么样的书毋需“深阅读”，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标准都是不一样的。由个人或某个团体倡导读某类经典也无伤太雅，但由政府出面号召问题就大了，其最终的结果不是走向政教合一，就是导致思想专制。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对读书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阅读，不再只是面对“老三篇”和其他的经典。
时代在变化，人的观念也应该顺应变化。而在上面说的二件事情的背后不变的却是读书的沉重和我们这个民族对读书的看重，它既塑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史不绝书的文明史，也带给后人挥之不去的文化专制传统。自韩非讲“儒者用文乱法”以来（《韩非子·五蠹》），读书人和读什么书就成了统治者关心的问题。这一关心不打紧，读书的乐趣从此就有了局限。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明清的文字狱到“文革”的极左思潮，哪一件事情不是要求人们只能读某一类的书籍呢？而多数人也愿意为博取功名只读经义词章，牺牲掉阅读杂书的乐趣，所以中国的专制时间长久不能全怨统治者，读书人自己倒真应该反省。我读《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对张集馨陛见道光帝的一段对话印象颇深，道光劝其读有用之书，说：“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过去的君主尚且明白阅读儒家经典的意义，怎么现代的人反而糊涂了呢？
儒家读书从来是要讲修齐治乎和君君臣臣的，对读书人的标准大概就是要能够达到张横渠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地。简言之，这就是功利性阅读。当然，能够读出来的人出将入相，安邦定国；读不出来的人，做西席幕宾，礼仪乡梓，这样的功利阅读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为什么今天的人们阅读出版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功利性书籍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其实读书只是个趣味问题。正如《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说的，阅读率的下降并不可怕。我还要补充一句，而且也不是坏事，这是资讯多样性的标志，实在不需要“学者”来干预。我觉得为了生存的功利性阅读，比抽象地为了赓续中华传统的身份性阅读更人道一点。打个比方来说，前者就好像是市场经济，后者就好像是计划经济。在市场的配置下，功利性的阅读会使读者最终找到自己的趣味所在。而在计划的规定下，任何有趣的书籍读起来都会痛苦。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人士一致推崇青少年要阅读儒家经典，就更是让人莫名其妙了。保守主义我们不去说它，如果自由主义也希望以青少年阅读儒家经典来振兴中华，那只好套用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他们是些“伪自由主义者”。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博览群书》。作为在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思想性书评杂志，这二十年来虽然它以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进程为宗旨，但我们何曾在它身上看到了教师爷的面孔和阅读的沉重呢？杂志如人，我想它的刊名冠以“博览”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最近有学者希望该杂志“担当振兴全民族阅读习惯和理性精神的使命”（散木：“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博览群书》2004年12期），我心里就在叫“糟糕”！《博览群书》这二十年一路走来给我的良好印象就是它没有去刻意充当引领民族阅读习惯之精神领袖的角色，不限于只谈论那些“深阅读”的书籍，也不仅仅就书论书，在书评和人文学科的讨论中保持了一种朴素的平常心，使人亲近。读书、读人、读社会，有思想而没有阅读的沉重，有趣味却摈弃了坊间的庸俗，有品格且没有小资的炫耀，有批评亦不乏学术的宽容，是份读起来轻松愉快的书评杂志。那些评介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学术发展轨迹的宏大论述固然是《博览群书》的价值所在，但我更喜欢的还是读《博览群书》上的不那么学术性的文字。记得前些年有篇读《潜规则》文字有点趣味，它让我知道了古人所云的“陋规”或“陋俗”如今有了这么典雅和学术化包装的叫法。没有多久，“潜规则”就成为今天人们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热门词汇。这是书的力量，也是思想的力量。前面我说《博览群书》在无意间把它自己的成功做了归纳，但总感到它差了点什么，我想这就是《博览群书》以博览为旨，不刻意侈谈思想上的新锐和古怪；同时又以群书为媒，也有心在趣味和学问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读书其实有多种读法的，功利性阅读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今天大众阅读的主要方式。如果号召读什么和不能够读什么，阅读就容易变成很劳心的身份性阅读，读书就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压力，一点点趣味、一点点闲适、一点点自由也没有了。《博览群书》这二十年做的漂亮在哪里？我认为就是不矫情、故作严肃状，让人读着轻松。下一个二十年的《博览群书》会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它能保有谈论读书时的平常心和轻松劲，评书、评人，当然也要评社会，至于是不是能够承担什么使命，倒不要太在意，读书和评书都是不必过于沉重的。
和一份杂志做朋友
■ 傅 谨
一个作者和一份杂志的关系，有时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前些天一家媒体约我谈谈百年京剧发展史上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记者拿出当作引言的就是我发表在《博览群书》上的文章《知死而后知生》。屈指一算，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已经有七八年，先后为杂志写了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中发现，到目前为止，《博览群书》成为我写文章最多的杂志，和杂志之间的感情和默契，也与日俱增。其间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的“本刊特稿”栏目，发表了杂志专门为拙著《草根的力量》组织的8位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的评论，这些学者多半和我素不相识，更无交情可言，全赖《博览群书》杂志的号召力与组织，才能令他们关注并且给予拙著很高的评价。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极为浓重的一笔，而杂志对拙著如此的厚爱，令我感到说一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