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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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经可读，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创造经的人，在个人是伟大的；在民族是值得为他自豪的。
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所谓的伟大，是他抓住了人类社会的四大根本问题，即血统，家庭家族宗族乃至部族内部的关系，家族外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男人女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能够梳理出四大关键，四条大纲，非有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不可的。这就伟大。至于怎样处理这四大关系，怎样解决这四大根本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孔夫子的设计，是“定于一尊”。在东南西北中独尊我“夏”，即我汉族；在家庭内部独尊“父”；在社会独尊“君”、“长”；在男女独尊男，即“父”、“兄”、“夫”、“子”。这是树立强者，强者通吃，强者为王，强者一统的规矩；提纲挈领，简捷明快。
然而，这种设计的致命的内伤，是不能“换位思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么？“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么？“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设身处地想想，谁命该臣服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不是不知不觉，而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抗争随之。这“时候”，包括历史的条件；自我认定有力；以及忍无可忍。而“抗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不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就是在我们内心和我们周围，这种事例还少吗？古今中外，其概一也。
“天不变，道亦不变”么？事实是天在变，道也在变。“载道”、“传道”的经，据今日考古发现的竹简、帛书，就和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我们“读经”的版本不尽相同；而经的注、疏，更是人言言殊；而且各种分歧乃至对立的注疏，在笃信教义的经师内部就莫衷一是；遑论其他。
当全社会的人不能“依旧贯”活下去的时候，历史的根本转型时期到来了。生活比“经”强。旧的生活崩溃，旧的“经”也随之被淡化，冷落，乃至被束之高阁。读还是有人读的，只是将其作为学业而专攻的学者罢了。人不为“经”而生存；“经”却是为人而存在的。
三
在历史转型的漫长过程中，生活的变与不变，变多变少，变来变去，怎么变，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经的读与不读，什么人读，读多读少，怎么读，也反反复复，曲曲折折。历史所显示的是这样；我们所经历的也是这样。秦始皇一统了天下，但焚书坑儒，并没有如愿以偿，一统了“经”，一统了思想。思想的根基在生活，思想的变与不变动因在生活；思想本身的角力不过是生活中不同利益的人之取舍的角力罢了。但思想只有由思想来转换，来克服。
废除读经是和废除读经取士同步的。清廷和帝制的崩溃，读经告了一个段落。人间世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由读经培育、陶冶、濡染出来的“人心”，没有也不可能随即移易。“礼失而求诸野”，就是“人心”比制度稳固的实证。何况在位者的推行，学者的固守呢。
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就在推翻清廷的第十五年，即民国十四年决定：小学自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至高小毕业为止。那理由是读经可以救国。人总不肯反思：读经读得最起劲的朝代，不是一个一个败亡了吗？国——其实一个朝廷，一届政府而已——，何以救？与“国”又何干！
慨自新世纪行将到来的时候，有预言说：中国文化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要义，尽在三纲六义”。是的。传统如是说，这也就是传统。于是“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这回距离清廷的被推翻已经快一个世纪了。这回是由大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小学，而学前的“国学班”了。当那长袍马褂戴瓜皮帽的小大人在孔庙向孔夫子打躬作揖行礼如仪的照片在报纸上展示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真的要像孔夫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这回的理由是读经可以挽救人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
四
我想请倡导读经和正在读经的男士——如今“男女平等”已经背离了孔夫子的“经”了，此所以以“读经”为旗帜的学校，女士也能做校长——因之还要加上女士读一段经。这段经出于《周礼正义》，经文如下：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第十六》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下册第二百七十八页）
不记得什么时候，偶然翻书，看到这段经文；顿时真是不胜惊异之至，有如醍醐灌顶也。从前老师教我的，不是说儒家是保守的，复古的，反对改革的么？这段经文分明指示儒家是主张可以变革的。变革的内容列举的就有七项，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的。此其一。二，又不但是文化，还深入到承认政权的交替，也即改朝换代。据郑玄注：“文章礼法也。服色车马也。徽号旌旗之名也。器械礼乐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孔颖达疏：“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徽号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别也。”三，但是，它有坚持，有固守，有“其不可得变革者”。这就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总计四项。这里的“男女有别”，不是指天生的“性别”；而是指社会地位。这在《礼记正义·郊特牲》有明确的定义：“男女有别……男率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深思的。第一，儒家并不把文化看作铁板一块，看作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从可变革与不可变革的视角分析为两大类别。这对思考所谓“全面反传统”和“彻底反传统。”不是颇有启发作用的吗？第二，儒家认为自己学说的命根子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不可变革，必须坚持，必须固守的；可以改朝换代，但新朝新代不可以变革这四项根本原则。这对思考一种学说，一种主义，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不是也颇有启发作用的吗？所谓“原教旨”不是任何教义不可变革，而是作为命根子的根本教义不可变革。如果说今天还要“儒化”，那么理当进一步强化“不可得与民变革者”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自然是普天之下风行咱四条命根子；如果要“创造性转化”，那得指示这“不可得与民变革者”怎样“创造性转化”，转化成一个怎样的状况来？而当历史发生根本性转型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和它相适应的那种学说，那种主义，那种文化，正是把前此的作为命根子的学说、主义、文化的教条变革了的。焦点大概是在这里吧？那些“可得与民变革者”，虽然也别别扭扭，说变革也就变革了。试看今日我中华，谁还主张恢复“市斤”、“市尺”、“市升”的呢？谁还主张废除公元纪年而恢复“共和”多少年和“王正月”呢？西服也即洋服是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今天台面上的人物，除了作秀而穿“唐装”，谁个不是“西服革履”的呢？经历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的完善和巩固，新的传统于是形成，于是成熟。
五
近年来在我们中国又一次倡导的读经，以及今年国家的祭孑L，固然是有人针对社会的现实感应，但也还是对于自1916年开始批孔批儒建设新文化以来的是非功过利弊的重新审视和反拨。现在的读经，一面是传统的读儒家之经，重编读本，颁行学校，乃至成立专门的学校。一面也有主张读儒家之经的同时，读“道德经”、“南华经”，佛经，并且是作为“文化”来读；似乎与“三教同源”有了更多一点的区别。这样的话，我国回族是大族，读《古兰经》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又似乎还得读《圣经》。在我国北方，至少有的省份，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少，报载近年来在青年中还颇有发展之势，似乎不可忽略不计。什么经都读，也就无所谓“读经”了吧？
其实，读经，读经，实在还是读儒家之经，作孔门传人。因之，敬谨不避简陋，奉抄一段经文，略作说明，如上。
关于湖湘文化的一点随感
■ 陈 明
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性的思想景观。在我的印象里，首先是发展社会学语境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然后是全球化背景下族群和个体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从西方到东方次第升温。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在中国，我想，应该是区域文化。因为文化作为“信仰、知识、习俗的复合体”，它是实践性的，并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群体联系在一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实际上乃是若干个自成一体的区域文化的总和。
湖湘文化当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块。
谈湖湘文化，搞清楚它的开端起始和发展脉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应该是搞清楚现在生活在三湘大地上的湖南人，他们心目中的湖湘文化究竟是些什么？作为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和喝湘江水长大的长沙伢子，我觉得，自己心目中湖湘文化的理念和情愫主要是由近现代湘人及其业绩奠定成型的。或者说，是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他们的立身行事建构了自己心底关于湖湘文化的记忆、想象和目标，并通过这些象征符号作用于自己的行为。对湖湘文化来说，近代这一段历史仿佛储水池，此前的一切汇聚于此，此后的一切导源于此。活态的湖湘文化因子，最突出的是两点，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
谭其骧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中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从文化人格的结构讲，湖南人的认知品格和信息储存应该比不上江浙人、两广人《江浙一带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南北朝时迁徙过来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原官宦世家。两广在近代以来作为通商口岸则得风气之先）；由于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意志品格和情感情绪方面，相较西北、东北或其他地方，谈不上如何过人，既不特别细腻敏感也不特别粗犷豪放，而以坚韧执着见长（作为从江西过来的移民，对中原文化的保留不似客家和河洛即闽南人纯粹——华夏和天下的观念则蒂固根深；他们与湖南的土著在抗争中融合，不仅培养了开拓务实的精神，也吸纳了当地劲悍决烈的民风血气）。但综合起来看，它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认知上有岳麓书院长期的理学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作为闭塞的稻作之乡；读经入仕几乎是其精英子弟唯一的进身之阶；作为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