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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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起到了先驱作用。
望月义想（1722—1804年）号梨云斋，为江户中后期花道家，在阅读袁宏道《瓶史》后，深受感染，极力仿效，将《瓶史》中的插花理念、插花方法、花材与花器的选择应用于自己的插花活动之中，创立“袁中郎流”，后改称“宏道流”。“宏道流”秉承中国文人清雅、幽寂的精神，形成了高雅脱俗的独特风格，对日本文人花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田能村竹田（1777—1853年）为江户后期文人画家，擅长诗歌、文学、书画、茶道、花道、香道。受《瓶史》影响，于1819年完成为日本文人花的经典论著《瓶花论》。该文以简洁、洗练的汉语写成，只有短短一千多字，全文仿照《瓶史》的结构，分为序、品格论、折取论、位置论、瓶论、杂论。他在“序”中写道：“余幼时好诗、嗜画，然今日爱花……花叶色香易失，时光易逝而感人世难留。”“品格论”中指出：“凡插花者必先论花之品格”，在牡丹、梅、菊之外，也不应忽视那些清淡雅丽的无名草花，因它们具有天然之真香、真色。“位置论”中讲述：“瓶中之位置分布，应尊画家写生花之法”，说明拘泥于形式的画缺乏雅致之美，表明了对插花定型化倾向的反感。“杂论”中强调：“插瓶花最重要之事乃汉诗文之学习。如六经、三史、司马相如、陶渊明……”
江户后期，不受形式约束且极具清高、飘逸、幽寂魅力的文人花，给当时的插花界注入了一剂清凉剂。文人花所追求的高雅格调，以及所表现的“无技巧之技巧”、“无法之法”，对明治以后的近现代日本插花产生了巨大影响。
说纸草
宋立宏
Papyrus一词在汉语中流行的译名之多，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以笔者寓目，除了用得稍稍多的“纸草”，尚有“蒲草”、“苇草”、“芦草”、“芦荻”、“莎草”、“蒲莎草”、“纸莎草”、“纸莎草纸”、“莎草纸”、“草纸”、“草皮纸”、“苇纸”、“芦纸”、“芦叶卷子”在一争短长。众译者仿佛八仙过海，务必出奇制胜。这好像说明papyrus一词很重要，否则哪能有这么多译名？但似乎它又没那么重要，否则其译名哪能至今丝毫不见统一的意思？“德先生”、“赛先生”为什么就翻不出这么多花样？
从这些译名也可看出，“纸草”一词实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指一种水生植物，是“草”。众所周知，这种植物古代盛产于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但非洲、巴勒斯坦等地也见生长。与democracy一样，papyrus也源于希腊文，但古希腊人早先称纸草为byblos或biblos，得名于腓尼基沿海城市Byblos（今黎巴嫩境内），表明纸草可能经这里传人希腊世界。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及门弟子泰奥弗拉图斯最早称之为papyros，据说来自埃及语，有“属于法老的”之意，暗示纸草的商业生产由埃及法老一手垄断。中译名中的“蒲草”、“芦苇”、“荻”，乃是以吾国固有之物比附舶来品，为佛典翻译中所谓“格义”之法的余音。
另一方面，它又指以这种植物的木髓制成的书写材料，是“纸”。谈书写材料的“纸草”，始终离不开“书”这个概念，希腊文的“书”字也是biblos。
公元四世纪以前，地中海世界的大多数书和所有官方记录采用卷的形式。一卷纸草通常由二十张纸草粘合而成，大抵不出6—8米。这个长度可以写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卷，或两至三卷荷马史诗。而波利比乌斯和斯特拉波等古代作家一卷著作的长度，可能就是纸草卷的这种标准格式决定的。
纸草用作书写材料究竟是什么时候在希腊世界普及的？这个问题难有定论。约从公元前500年起，纸草卷作为书写希腊文学的载体，开始出现在阿提卡的陶瓶画上；而现存最早的此类纸草卷的实物出自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尽管确凿证据的产生时间如此晚，但西方学界一般认为纸草卷的普及不可能晚于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当时似乎正纷纷把诗歌写下来。
西方的古文书学（palaeography）把纸草与陶片、木牍、羊皮纸、纸等归为一类，研究此类材料上的书写史；从而有别于研究刻在石碑、金属上的铭文的金石学（epigraphy）。这种学科划分的依据，显然是书写材料的性质：前者柔软易损，后者坚硬耐久。相应的，两者想要实现的功能也不一样。缮写在易损材料上的文字，基本上不想传诸后世、永久保存；不想纪念，只想记录；无意于公开，而重在庋藏。否则，必须镂于金石。所以，在古文书学中，“纸草”一词有时又可以用来表示其他易损的书写材料。照此标准，我国的简牍、缣帛亦可属于这种广义的纸草类书写材料。
既是“草”又是“纸”，这是容易造成papyrus译名多样的原因之一。“纸草”、“草纸”，一而二，二而一，纵然有点剪不断理还乱，问题也不算大。但如果分不清“纸草”与“纸”，继而对谁最早发明了纸产生疑问，兹事体大矣。好在钱存训先生对此早就洞若观火，一锤定音：“西文中的‘纸’字（英文Paper，德文、法文Papier，西班牙文Papel）虽源自Papyrus（纸革）而来，但二者之间却全无关系，因为中国纸是由纺织品的纤维改良而制成的一种廉价代替品。纸草的应用虽在纤维纸之先，但它是自然产物，是将纸草的茎剖取黏压而成，而中国纸则是由纤维体经过化学过程而制成。假若这一事实得以了解，那么纸与纸草之间的混淆自然澄清，而纸的西源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纸草虽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书写材料，但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它的主要替代品是兽皮（vellus），即以牛皮、羊皮为原料的书写材料。这类材料后来称为“羊皮纸”（pergamēnē，pergamena），得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城市帕加马（Perga—mum）。在公元前二世纪，由于来自埃及的纸草供应短缺，帕加马成了生产和出口此类材料的中心。现代羊皮纸（parchment）是由绵羊、山羊的皮制成，而犊皮纸（vellum）由牛犊、羔羊的皮制成。但这种区分不见于古代。
“书”的形式到罗马人手中出现重大革新。拉丁文中的“书”（liber）原指“树皮”，说明罗马早期的书写在树皮上。但从公元前三、二世纪起，随着罗马扩张，希腊文学渗透罗马，纸草卷逐渐风行起来。除此之外，很久以来，一些由皮带编联而成的涂蜡木牍还像便笺那样用于写信、习字、记账等。受其影响，自公元一、二世纪始，对折的纸草或羊皮纸被缝合装订，以誊写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s），于是具有现代书籍形式的抄本（codex）应运而生。四世纪以前，纸草卷仍是书的主要形式，但抄本随后便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羊皮纸也逐渐尽得风流；四世纪以后，羊皮纸抄本普遍成为主流，纸草抄本的流行只囿于埃及一地。羊皮纸抄本最终淘汰了纸草卷，但卷这种形式并未绝迹，仍用于官方文书（public documents），一直延续到近代。我国发明的纸，虽然在九世纪即由阿拉伯人传人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但从十二世纪起才渐渐遍及西欧其他地区。
从卷到抄本的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是基督徒特别偏爱抄本，从二世纪起，大量圣经和新约文本就采用了抄本形式。个中原因于今已无法全面了解，不妨蠡测一番。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那里，书本的功能本质上是代替背诵。柏拉图生活在书写活动扩张推广的时代，他对此很敏感，认为文字非但强化不了记忆，反而让人愈发健忘，因为一旦有了外在依赖，人就不会努力记忆。（《斐德罗篇》274c…275b）光阴荏苒，知识山积，于润物无声间，书本的功能又多了一项——查找。这对基督徒恐怕特别重要。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所殚精竭虑的问题是如何自我界定，尤其是怎样界定与犹太教的关系。早在公元一世纪，基督徒已开始把旧约中预示新约事件的经文按主题辑录，作为见证新宗教的证据，以方便在针对犹太教的写作和论战中引用，此类经文当时叫“证据”或“见证”（testimonia），相当于我国古代的类书，今天叫工具书。工具书是随时备查的。但查读纸草卷颇为不便，需要读者一手展卷，一手卷卷，边读边展，边展边卷。这样，查到后面，前面已经卷起；而要想重找一遍，还得先卷回去。哪像抄本，可以得心应手地前后翻看。这种需要可能是基督徒尤其钟爱抄本的重要原因之一。足堪玩味的是，基督教的圣经坚持采用抄本形式，而犹太教一直只认可卷轴形式的圣经，这最初或许出自基督教刻意维持自身宗教认同的决心。到四世纪末，新宗教最终胜利，也为卷轴作为书的标准形式正式敲响丧钟，此时犹太教与基督教掉换位置，犹太人反倒需要通过卷轴来刻意维持独立的宗教认同了。
抄本替代卷，意味着要把古代文献典籍重新抄一遍。这对异教作品的传世影响最大，因为基督教的趣味决定了哪些异教作品值得抄，哪些不值得抄。荷马、维吉尔一直被奉为希腊拉丁文学的圭臬，为学校课本所必选，是任何基督教文本无法取代的，自然没问题。相形之下，公元前三世纪前半叶的海罗达斯则无此殊荣，长期以来，他的作品只能从历代作家的引文中窥得一斑，直到1891年，他较完整的七篇作品才首次出版，而这七篇作品全部来自埃及出土的一卷纸草。它们摹拟了市井闲谈，尽管惟妙惟肖，生动诙谐，但主角是鸨母、皮条客、逃学小孩、吃醋的妇人，且语涉猥亵，当然不入基督徒抄手的法眼（参见周作人译：《财神．希腊拟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1～124页）。于是重抄过程又成了审查过程，许多著作从此湮没无闻。载有海罗达斯这类作家的纸草一旦重见天日，这一“审查过程”立即得以浮出水面。今天，如果没有保存在纸草上的各种新文本，要想研究希腊古风时期的抒情诗、撰写希腊化时期的诗歌史、重构诺斯替教的性质，是不可思议的。
艺文经籍类（literary）纸草对改写古典学术史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它们在所有已知纸草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的都是文书类（documentary）纸草，诸如各种法令、文告、契约、书信、诉状、账单、收据等等。这类纸草往往断烂难读，但却为人们了解地方行政、社会结构、经济、税收、宗教、语言和私生活提供了丰富信息。《阅读纸草，书写古史》一书关注的正是这类文书类纸草。重在讨论以纸草文本作为历史证据的方法，以及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怎样把人类学、统计学、比较史学和传统语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纸草文本，借此形成问题，以探询古代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大多数已出版的纸草以希腊文写就，且来自埃及。后一点好理解，因为埃及气候干燥，最适合纸草傈存，事实上，传世的纸草绝大多数来自埃及。但埃及的纸草不全是希腊文写的，以科普特语和阿拉伯文写的纸草，数量虽然不及希腊文纸草，却也很可观。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纸草，尤其是阿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