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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21章

小说: 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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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家谱。这是目前堕民文化田野调查中的重要发现。 
  发现的三本家谱是慈城顾姓堕民后裔提供的。其一是其提供者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按原谱抄写的四本中的一本,现在这四本黄色封面的小家谱分存于四兄弟处。另两本,一本编于民国时期,另一本编纂年代不详。 
  这些家谱都比四民的家谱简单。它们没有序言,也没有名人专门撰写的修谱记。其中一本家谱题名为“顾性'姓'生日簿”。简单的五个字就出现了一个错别字,可见修谱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家谱没有封面,首页书有“顾紫恒”三个字,自称顾氏八代孙,那么就是提供家谱者的父亲。第二页记有立谱的时间为光绪廿四年吉月吉日吉时,同一页还题有“个个长生”四个字。后面便是谱记了。记录着顾家先祖的姓氏、生卒时间和墓址。 
  除了这本家谱外,顾姓堕民提供的另一本家谱为线装本,封皮质地为民国三年十一月的“柯城第”海报纸,但封面已撕去,仅装订处留有残页。从以民国戏文的海报作封面推测,这本家谱可能编于民国年间。在次页列出顾氏自宋汉(家谱中原文如此)至清朝取行的廿四代辈份排行。此谱由康字辈的七世孙所立。比较这两本家谱的内容,似乎后者更详尽些。比如:家谱的前半部,其祖先生卒年限自道光、咸丰、光绪至民国,排列井然有序,书写恭敬。三页之后,出现了一张空页,此页却书了“长命富贵”四个字。但之后的书写有些潦草,不像前面的毕恭毕敬了,延续年限至1964年。从中可看出是由两人编写,他们可能是父子。 
  这些家谱的编撰尽管简易,却是慈城堕民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从顾氏家谱记载来看,与顾氏先祖联姻的家族是任姓、张姓、王姓和陈姓,这些姓氏与慈城堕民自述的天门下居民的姓氏一样。 
  发现堕民暗语:堕民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的某一宗族。他们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是否有自己的暗语呢?我一直想探究,每采访一位堕民或堕民后裔,我总要留下一些问题,请他们再想一想,关于暗语自然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但头几年的调查都没有结果。 
  2004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在采访一块匾额的故事时,一位五十几岁的堕民后裔悄悄告诉我,他的哥哥会说一种奇怪语言,我当即请他陪我去,但没碰到。翌日,我再去找他俩,记录简单的暗语,比如男人称雄佬,女人称私佬……顾师傅说:凡叫得出的东西,都有相应的暗语。只是好久不说了,想不起来。有些是忘了,有些根本没学会。我问还有谁会讲?他们告诉我上年纪的堕民或堕民后裔差不多都会讲。我就请顾师傅把他们叫来进行座谈,请他们自述,互相启发,一一采录下来。根据录音整理,堕民暗语十分形象,其意喻也十分贴近。以人体为例:头-顶宫、面孔-残盘、脚-踢土、眼睛-交子或月(穴)六头或角泥、耳朵-顺风、手-爬沙、嘴-樱桃、头发-草草、辫子-龙身……这些用方言读来可谓是栩栩如生。慈城堕民还介绍:这种暗语还在江苏、浙江(除温州外)、松江等地的剃头堕民之间通用。他们讲此暗语,无论走到哪里,若用暗语对话,对上号的,对方必定招待你,一宿两餐能白吃白住。 
  据慈城堕民自述:暗语是从父辈那儿学来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产生于什么年代?他们说不清。暗语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他们使用暗语主要是商量剃头价格,突然需要去大小便时打招呼和相互间调侃。 
  由此分析,堕民早就知道,当着顾客的面商定剃头的价格,容易被压价。于是暗暗商议,这是堕民的一种经营方式。其次用暗语代替屎尿之类的字眼,可见处于社会底层的堕民的文明意识。至于用暗语相互开玩笑,调侃他人,这种既开心自己,又不伤他人的娱乐,比直接取笑他人来得文雅,也不会引起多大矛盾。 
  堕民不识字,堕民的暗语是靠口口相传而延续下来的。有关堕民的史料记载几乎都没有提及堕民的特殊语言,这也使得此暗语濒临失传。堕民比较自卑,但是他们也有人的尊严,而恰恰是在他们说特殊暗语之时,他们才平视往日仰望的四民,他们才会显得不卑不亢。这或许是为什么堕民会使用暗语的原因。 
   
  三、研究的观点 
   
  堕民,以及诸如此类的“贱民”,是因封建制度歧视而产生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纵观历史,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始终有贱民存在。如徽州府的伴俏,宁国府的世仆,苏州府的丐户,广东的蟹户,福建沿海的蛋民,钱塘江上的船民——“九姓渔民”,山西的乐户……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世界各地也有贱民阶层,比如印度种族制度下的首陀罗,日本古代的部落民和西方的吉普赛人等。 
  “贱民”的产生有着共同的特点:形成于黑暗的封建时代,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政治权利、社会资源,以操贱业为生,而且备受歧视与欺压。故而我有意将中国堕民研究置于世界贱民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将堕民与吉普赛人进行浅显的对比,因为两者同是战争产物。将堕民喻为“中国的吉普赛人”,并非我的猎奇和杜撰,而是有所依据。吉普赛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下等流浪者。堕民也是从事贱业,再比较吉普赛人迁徙流浪的生活。堕民首先是由北而南的迁徙,只是他们没有像吉普赛人那样浪迹天涯。而且堕民的职业行当大多要行走四方,虽说这仅仅是职业特性导致的流浪,但这也导致了堕民的流浪生活。 
  堕民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的某一宗族。他们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特殊阶层。数百年来,由于堕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饱受歧视、欺凌,他们形成的时间,是怎么形成的,虽说难以定论,但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梳理排比,研究取舍,可以确定堕民的来历有乐户被弃之说、权贵被贬之说、官兵被降之说三种。前二说不是缺少依据,就是因疑义而难成立。根据慈城堕民口传自己的来历,再分析堕民的分布范围和历史传承的可能性,官兵被降说有一定依据,《琴川三风十愆记》中的记载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反映的是全国各地普遍情况,故而我认为“元末驻守在宁波、绍兴的元军士卒被俘后贬为堕民,主要在这两府中之说较为合理。” 
  为了证明此说的合理性,我又找了九大理由加以说明。比如明代的《堕民猥编》记载:“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日丐。”这是最早的记载,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堕民的贱民地位;著名演员六小龄童回忆录;清朝曾在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明令削堕民籍,“应与平民同列”。这反映了作为满洲贵族对于同为异族(蒙元)却为丐户的堕民的特殊同情。因而才有这连续三次的削籍;有关堕民的词名在明以前史料中不曾出现,目前所能见到的堕民资料都是明中叶以后的史籍记载,这与堕民产生于明初的历史相符。 
  堕民的低下是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堕民的解放表现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所以堕民解放也是本田野调查文本研究的重要一节。在以慈城堕民的口头记忆为基点,佐以史料,在记叙堕民虽与平民毗邻而居,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的基础上,本田野调查还提出堕民有“削籍期、启蒙期、新生期和成长期”四个解放历程。 
  一、削籍期,即在清朝年间,有圣旨为其解放削籍。二、启蒙期,即民国时期,各族共和,乡绅办学让其读书受教育。三、新生期,即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翻身。四、成长期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堕民们经济上的翻身,这才彻底改变了慈城堕民的命运。该期原拟命名为“复苏期”,编辑吴学军建议采用发展期。宁波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戴松岳先生建议用“回归期”,但这会产生歧义。第四期应是新生期的再发展,我们商讨许久最后才定为“成长期”。 
  从下决心做慈城堕民田野调查到书稿完成,历时七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堕民的著作,由于有关堕民的记载留存的资料罕见;又因本人才疏学浅,做如此的考证、专题研究似乎自不量力,所以我希望能借本书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堕民问题。 
   
  (《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王静著,宁波出版社2006年8月版,28.00元)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施 亮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经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1960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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