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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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全文的铺垫，对几个关键词进行了界定。第二章讲述的是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与会馆的故事。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上海地方当局允许广东、福建会馆集结乡勇。会馆招募了大批闽粤水手，但不久即因资金匮乏而解散，这批乡勇大多加入会党，以致于地方政府认为会馆首事即是会党首领，而加以逮捕。第三章分析会馆活力及权威的来源。在本章中，作者分析了会馆首事中精英与非精英的作用。会馆权威来源于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殡葬、有关会馆的仪式活动等和为维护本团体的声誉所做的工作。第四章充分展现了作者宽阔的研究视野，将对会馆的研究从会馆本身拉进了更宽广的地方社会之中。作者认为，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展，会馆的功能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多城市的，甚至是全国性的网络，通过这一系统，他们把势力伸向全国。同时上海的会馆也帮助上海地方当局，征收捐税、负责地方治安。甚至他们还加入到国家政策的执行中，如洋务运动期间，上海的广东会馆大量投资轮船招商局。第五章的故事是紧接着第四章来的，在这章里，作者讨论了会馆如何与外国殖民者打交道的问题。作者从个案的研究出发，认为二者的关系基本上是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在第六章中，作者将对会馆的研究引伸到了近代发生在上海的大历史之中，即：反帝与共和革命。作者通过对1904年周生友事件、1905年反美抵货运动等事件的分析，认为同乡利益和国家利益能够实现互补。（第140页）至于会馆是如何参与共和革命的？作者发现早期的革命者几乎全是通过同乡会、会馆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第七章讨论的是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自身的调整及具有新式内容的同乡会的出现。作者发现，在各种“现代”问题面前，会馆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及参与的事务进行调整，如在会馆的管理中实行民主的方式。第八章作者讲述了会馆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作者从两个方面来展开，首先是对会馆在五四运动期间作用的考察，作者通过对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会馆的申明和会馆会议记录的分析，发现上海的会馆在这场运动的发起和运动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入同乡会，同乡会仅作为人民团体或公众团体而存在，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动员能力，虽然它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将影响渗透进入了国家政权内部。
第九章为结论部分，作者在这里对考察中国情况的两个主要诠释构架提出质疑。第一个是有关“文化”的理论，作者认为文化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同样的道理，同乡观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能以“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观点来理解会馆。第二个是质疑通过西方的“现代性”标准来认识中国的有效性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标准来自于西方的经验认识，与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书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讨论突破了以前的会馆史研究范式。
其一，作者将对会馆史的研究置于具体区域发展的脉络之中，从会馆史的近代化过程能够看到本地区域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作者不再把上海的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四明公所等会馆组织从上海地域社会中隔离出来，然后“就事论事”。作者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会馆在维护乡谊、捍卫本乡名誉及会馆自身管理等方面的故事，也看到会馆首事如何参与到上海社会的地方政治之中。全书可以说包含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上海地区会馆从上海开埠之初作为旅沪同乡团体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公民团体的转变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民众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上海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经历了小刀会起义、反帝运动、共和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将这两条明暗相间的线索梳理得十分清晰。其次，先前的会馆史研究主要从共时性角度进行讨论，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缺乏对不同时代会馆所处理的问题的理解。该书充分展现了不同时代会馆处理的中心问题，也借此把握了上海不同时代的特征。
其二，作者将近代以来发生在上海的大历史有机地纳入到她对上海地区会馆史的研究之中，并从她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以前所熟知的历史事件的理解。举两个简单例子来说。1853年发生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一般认为这是天地会等地下秘密会党领导的反清起义。本书告诉我们，其实事情还不只这么简单，广东、福建等地的会馆在上海的强大影响力其实是促成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第48…50页）。这次起义最后失败，也能从两地会馆之间的不和找到原由，例如福建人主张处死广东籍的道台吴健彰，而广东人不同意。省籍之间的不和比比皆是，最终“没有提供一种超越各种同乡群体私利的思想观念”。（第51页）另外一个例子是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以往五四运动研究很少强调这场运动与会馆等同乡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常识的角度也很难理解一个倡导新文化、反对传统、张扬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五四运动与传统的、保守的会馆会有什么关系。作者经过对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地区的学生、商人及工人的联系网络进行分析后发现，会馆在这场空前的社会运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192…198页）这种重新书写大历史的例子还有多处，如洋务运动、二十世纪初期的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等等。
如果说本书还有不足之处的话，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可能是运用材料的限制（作者对会馆具体运作的分析主要使用的是报刊材料，而较少用会馆自身的材料）。对会馆内部的具体运作，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画面。举个例子来说，十九世纪中后期有关宁波会馆墓地的两次冲突，我们从作者的讲述中很难看到会馆首事（包括精英与非精英）是怎么处理这个难题的，他们内部的意见是冲突还是一致？他们是如何进行会众动员的？他们又是如何与上海地方政府及法租界当局进行沟通的？第二，上海地区的会馆从1853～1937年间，经历了种种的变故，会馆自身结构也发生了许多转变，这种转变的动力是什么？与所处的地方社会有何关系？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
（《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顾德曼著，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38．00元）
豆瓣书话
潘小松
很久没有去万圣书园了。到了门口未进，发现隔壁的店铺招牌旁有醒目的“豆瓣书屋”字样。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买新书了，可见我们不是懒读书，而是买不起书读。要是目前新书的价格都这样四折一下，或许我的读书体会能多到让读者满意也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读的书都是在“豆瓣”廉价买的，故用此标题。近年的读书于我实在是连豆瓣的味道都难品出，用这样的标题倒怕辱没了豆瓣的“门楣”。在一锅酱里能吃出豆瓣的味道，也算是书没有白读，文章没有枉写了。知堂老人说：“茶饭一年年地吃多了，年纪不能没有长进而思想也就有点儿变化，新的变老，老的变朽，这大约是一定的情形，然而又听说臭腐也会化为神奇。”我是在读知堂为废名写的《莫须有先生传》作的序时，才体会到他的“忧愤的颓放”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气质的关系也是近年为理论家忽略的问题。在我这里，“忧愤的颓放”之类实在属于血气的范畴。这大概是读者仍然耽读知堂的原因之一。文并非“如其人”，知堂是个例证。在为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写序时，知堂又说：“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这里你并读不出对反映人生的文学的排斥。对知堂这样的世故老人，读其书需要下品的力气。“议论人家的事情很不容易，但假如这是较为熟识的人。那么，这事更不容易，有如议论自己的事情一样，不知怎样说才得要领。”也是废名的小说《桃园》的一篇跋能够看出知堂对文学批评的态度。这样的评论文字其实就是知人论世，比论谁的谁的创作之类要高明的远。
止庵先生在《苦雨斋识小》（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的序言里说：“我读周作人的著作，始于十五年前，对建立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有大用处，此外也关乎思想问题……”我倒同意他的意思：议论周作人，总要把他的作品和翻译读几行才对。在止庵那里，写文章议论人“远不如读书之乐此不疲”。他在《罔两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的序里说这个话时，也没忘记引用周作人：“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我手里有一本毛边的《相忘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不是在“豆瓣”买的，里面涉及周作人的文字很多，可见止庵于此道也不疲呢。
在黄裳的《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里读到两则关于周作人的文字，一篇是“读《药堂语录》”，一篇是“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黄裳很早就说：“知堂的文字，在苦郁中每有滑稽的机锋在……”与其议论，不如援引，这是我读黄裳关于知堂文字的印象：“后记中云：‘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也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黄裳的论李卓吾实在是“兼论”，他的论知堂才是主论：“周先生曾说过他写文章的态度，以能给自己的儿女们看为理想，努力说诚实话，说是一向不敢违背此意。这一点我觉得极可佩服。”
周氏的谈狐说鬼吃苦茶玩古董都曾遭文士的唾嫌：“这些事都为人捉牢算作没落的证据，大加奚落，其实这正是一幕喜剧……”黄裳以为批评周作人的人有资格高低之分：“关于知堂的为人和作品略无所知……这正是一幕喜剧。”胡风写《周作人论》以为周氏消沉。“这如果不是昧了良心在说的，那么就是不了解，只要看知堂在《苦茶随笔》中有那么些剑拔弩张的文字即可知道他实在并不消沉。宗派的看法，实在是了不得。无论怎样都会给歪曲的。”那么怎样在大节上不被歪曲呢？我不知道几十年前的文章是否代表作者近来的意思，反正关于知堂我们这一代读者仍然糊涂得很，或者这正是幸事也未可知：“这正如古代武士们相互决斗的风格罢，最苦的是和那些毫不了解的人相争，一刀一枪全中在不关痛痒的地方，实是大煞风景的事。”
止庵在《相忘书》里说周作人的翻译是无可替代的。黄裳也盛赞周作人的翻译：“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