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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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样板戏的俞平伯”，这一意象透出了几分酸楚几分悲凉，也有几分唐突几分荒谬，后世之有心者当能从中咂摸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来。
会党与政党
■ 章立凡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往往被称为“朋党”，在汉语中含有贬义。按照《说文解字》，“黨”字为“尚黑”。孔子就说过：“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对此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论语》·述而第七》）
据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考证，“党”与“社”是有区别的，大体上在朝为党，在野有社，朝野之间，相与互动。为免烦琐，本文只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社讲起。
政治结社可分为知识分子结社和民间结社两种。前者基本上是公开活动而相互间信守一定的秘密，后者则以地下活动为主，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中国农民的造反、黑社会的活动，多与后者有关。
知识分子结社形式，无论在朝在野，多属清流议政。远可追溯到东汉范滂、李膺、张俭等党人，史称“钩党”；其后历经唐代“清流”、宋代“元祜党人”等朝廷党争，到明末被称为“社党”的，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和张浦、张采等的复社。以宗教迷信为外衣的民间结社形式，自东汉张角创立“太平道”后络绎不绝，不胜枚举。历时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则是其最著名的例子：朱元璋尝为白莲教徒，清代林清、李文成起义及义和团暴动，皆有该教之血脉。
到了明末清初，汉族为反对异族的统治，这两种结社开始相互融合。自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等大知识分子与民间势力结合“反清复明”起，逐渐形成洪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会党。后来以官府漕运为背景的安庆帮（清帮），也逐渐认同了反清的宗旨。
萧一山先生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中分析说：“白莲教起于元末，是北方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会社，它们只有‘彼可取代’的用心；天地会起于清初，是南方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会社，它们并有‘民族革命’的意味。所以南方的天地会支流与北方的白莲教支流，在清代虽然一样的活动，而意义显然不同。最后天地会变成了革命党；白莲教则变成了义和团。”（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页）
关于洪门起源的掌故，据学者考证，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全家被清兵屠戮以及清初的伪“朱三太子”等故事有关。萧先生分析说：
明朝遗老看透了中国人的特性是不讲民族而讲家族的，是不讲国家而
讲君上的，是不讲后世而讲祖宗的，是不讲先民而讲宗派的。于是利用郑氏
部曲的心理，下级社会的弱点，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
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
史料》，第20页）
近代史上洪秀全的“拜上帝会”，首创知识分子利用外来宗教、经秘密结社发动农民起义的先例，但与天地会也不无关系；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与会党有密切联系；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均利用会党的力量从事革命活动，如孙中山是美国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执法者），黄兴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结盟，陈其美是青帮大老，等等。
会党是国家秩序的破坏者，亦是民间正义的维护者，故有“王法管得到的地方我们不管，王法管不着的地方我们管”之说。除了民族革命（其实核心是种族革命）的一面之外，也从事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内部则实行家长统治，分为若干山头，类似封建家族中的各房，等级森严，层层论资排辈，产生各房各辈的掌门人；处于等级金字塔尖上的会党首领则如同族长，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其内部有严格的帮规家法，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且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对外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其成员在社会上的不法行为往往受到包庇。
中国近世政党往往带有会党色彩。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他本人，但遭到黄兴的抵制。蒋介石本人是青帮分子，执掌政权后，继续会党政治作风，推行个人独裁和特务统治，抵制民主宪政，更受到强烈的批评。而国民党内则公然结党营私，日见腐败。
支持中国反清革命的海外洪门，后来逐渐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晚年将致公堂改造为致公党，就是从会党向政党转化的案例。会党闻人如张澜、司徒美堂、朱学范等，也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完成了从会党领袖到民主人士的角色转换。
按照季特尔提出的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去参加政治，监督政府，以实现其主张。”（转引自《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页）
现代政党的功能是什么？根据M·瓦坦博格的阐述，主要有如下特点：（1）一致和忠诚的象征；（2）政治利益的表达和集约；（3）在选民中间和议会内部动员过半数的势力；（4）投票者的社会化和确保大众支持；（5）不满和反对意见的组织化；（6）补充政治领导人和获取政府职位；（7）使对抗和纠纷制度化、系统化及社会化；（8）克服地方主义和促进国家的利益；（9）实现政策目标；（10）使政府决定合法化；（11）促进政府的稳定。这些功能可以归纳为：①利益的集约功能；②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③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④政治的社会化功能。（转引自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当然，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现代政党，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壤中，始终没有给它以生存的空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因此也有一些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烈士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和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是两个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杀汪精卫案的重要当事人华克之，原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会党首领王亚樵的部下，后来成为上海特科的骨干。举国一致的抗战期间，会党人物组织了活跃于苏、沪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从史料上看，青帮大亨杜月笙与中共是有合作的。至于利用青帮、洪门的通道从事秘密活动和输送军火物资，则是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所容许的手段。
当时的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90％~1i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其参加革命初衷，还是“均贫富”的朴素农民革命思想，向往着“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快意，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会助长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而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的生存环境，亦需要经常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党史上一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当与会党政治的思想不无关系，是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的。
1949年以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摆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军事上胜利的速度超过原先的预料，无论从组织结构上还是从干部的思想上，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准备，这种欠缺主要表现为乌托邦主义及会党思想的影响。如何从一个造反的“武化集团”（毛泽东语）转化为治理国家的现代政党，成为对领导人的重大考验。国家政权的铁扫帚横扫了旧社会一切阴暗的角落，迅速取缔了烟、黄、赌、毒及一切帮会、行帮、会道门，一时弊绝风清，人人称道。会党对灰色地带的控制迅速被党组织和基层政权所取代。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决策不透明、宗派主义、家长作风、个人崇拜和残酷斗争等会党政治遗风，仍在对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造反”精神指导下的“红卫兵运动”等风靡全国的暴民政治，总是令人想起庚子年“奉旨灭洋”的义和团。
高度集权的前苏联解体后，中央政权的式微，令黑手党和经济寡头大行其道，在黑白两道之间如鱼得水，成为至今困扰着俄罗斯领导人的社会毒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也给腐败及其他丑恶现象提供了温床和发展空间。腐败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共同祸害良民百姓；受到舆论监督和党纪国法查处时，则层层回护，相助匿非，犹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忠义。其实这也是会党政治的遗风在作祟，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忠。
会党政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封建家族主义的产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时，现已不再具有任何的进步性。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经济民主，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人已期盼多年。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更需要理性的思维。驱除会党政治的幽灵，消灭政治腐败的温床，确立廉洁、民主的现代政党政治，既是历史的潮流，又是现实的必需。
对手相看两了然
■ 邓文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政治，虽说是乏善可陈，但却是豪杰如过江之鲫，所谓时势使然。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孙中山与吴佩孚的角逐更是此期中政治博弈的大戏。然而，历史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看历史的人又免不了以史家的好恶为好恶。所以国人眼中只有军阀吴佩孚而无英雄吴子玉，只有英雄孙中山而无落魄总统孙文。历史评价其势利如此！多辩无益，不如以史为证。
1921年8月11日《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只有以吴佩孚这位“受到全国信任的领袖”为中心，而必须排除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在国内其他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了信任，倘若他继续保持着僭称总统的职位，那么，重新统一就没有希望”。《密勒氏评论报》在一则社论中说，在中国，吴佩孚、冯玉祥和陈炯明“似乎是更为爱国和富于公益心的”军人。他们“显然是中国的希望”。《京津泰晤士报》还认为“陈将军和吴将军一样，是在中外人士中享有盛誉的人，假如他们之间能就为准备重新统一国家和恢复立宪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北京和广州两位不合法当选的总统（指孙中山与徐世昌）间之争执就将成为次要问题了”。同期的《字林西报》《远东时报》等等均持这一观点。这也包括苏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在寻求中国政府的认同以建立正式的中苏外交关系时，一开始是以吴佩孚为中心，而劝导、诱使乃至逼迫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正是在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分合即离中，双方各自打量着自己的对手。也因为这相互打量，为后世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