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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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因姨父关系，于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后经延安、太行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在战场身先士卒，领导军民顽强地反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业，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1956年，他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注意社会调查和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统购包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在对待斯大林错误时，指出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8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0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有衣服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8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山东的老领导、老朋友萧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怀念牟宜之同志的以《有功岂必书之碑》为题的长文，文尾写到：“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这两句诗最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牟宜之的诗风，是多么雄浑豪放、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纯朴率真。
纵观牟老的诗，气势磅礴、豪隋干云之句屡见不鲜。如早在二十岁写的《少年行》，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豪气跃然纸上：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诗人在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后，东渡扶桑求学，一是避难，二是充电，学点本领。在东京与房东女儿产生一段恋情。他在《客居东京》一诗中的浅吟低唱，仍藏着满怀豪情：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人署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写到“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请读他在抗战反扫荡期间的诗篇，其凛然正气，有如岳武穆，有如文文山：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真是一副誓死如归的英雄胆魄！
黄万里是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上马，可惜打成右派，一生受压，死不瞑目（黄同我有交往，我写过怀念他的诗）。牟同黄是亲属与至交，还是互相唱和的诗友，诗集中有他们的长短诗篇。诗人1973年写的108韵的长诗称赞黄兄：“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豪情壮志，这样写战争年代：“少年颇负倜傥名，学书已成再学剑。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誓扫东夷不顾身，欲凭坚躯清赤县。投笔从戎事国殇，身经大小百余战。常运奇谋催顽敌，冲锋在前奔而殿。牺牲奋斗为工农，赤胆忠心悬霄汉。”
诗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几经申辩于事无补，他索性不再申辩；后有人劝其认罪，他却说何罪之有。1962年又有人劝其写检查以求摘帽，他反而说道：戴着（右冠）暖和，拒写检查。1958年《任凭风雨》就表达了此种心境：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首诗作中，乐观豁达的句子几乎随处都有，信手拈来：如“良辰乐事难兼有，白发青衫益放歌”；“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长啸放歌豪情在，旋身起舞亦从容”。作为在那边陲流放，举目荒凉日子过来的人，从内心深处体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真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写诗，在做人。
不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之际，或文革中非人岁月里，诗人也从不乏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达不贵，穷不悲，名利地位如过眼烟云。抗战“反扫荡”中的诗句：“微闻妇孺低声语，指点斯人似是官”；“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等，表明在枪林弹雨中是何等从容淡定。
在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中，流放绝域边陲，不知情的当地造反派肆意批斗朝廷钦犯，诗人却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请读1966年的《冬日》：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杆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1967年的《荣枯过眼》：
当年无路请长缨，空负胸怀百万兵。
十载坎坷十载愠，旧时风物旧时情。
芝兰带露清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
忆昔抚今无限慨，荣枯过眼一身轻。
1970年的《阅尽炎凉》，更表现得如此怡然自得，怡然自乐：
阅尽炎凉挺此身，几年边塞作离人。
樽前浊酒千杯少，梦里梅花万朵春。
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
向隅背人窃自笑，狷狂本性未知辛。
诗人做人襟怀坦荡，充满自信，不拐弯、不掩饰、不装谦虚和假谦虚，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诗句：“经纶堪作帝王师”；“空负胸中百万兵”；“当年随手掷千金”；“大漠孤芳偏自赏”；“功高何必感物华”；“吟罢静思石为玉，诗成喜见笔生花”。而且在“和黄兄万里”的长诗中，向至交表达了此种心态：“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学习马列水平低，路线是非难以辨。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迷途已远不知返，悟以往之何以谏。”就是这样一副铮铮铁骨：站不清队，索性不站；学习也提不高，索性不学；既然已远入“迷途”，索性不返，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是何等的率真，何等的值得敬仰！
在林彪坠机身亡之后，藉此事件，诗人终于用纵横历史的眼光写下了《咏史》三首，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现录其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密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封建传统专制体制下的权贵之间的厮杀，与躬耕陇亩中的百姓没什么关系，不要拿百姓说什么事。更何况千古立废，宫廷争斗是历史上循环往复之事，早已司空见惯。此种史观是何等的深刻！
再看其三：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有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的，实为凤毛麟角！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志士仁人的思想，确是贯穿在牟宜之诗中的一条主线。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嘲讽与痛恨，对真理与正义的向往和追求。“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常立孥云志，效力在疆场。”“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心系社稷不能拔，老来还要请长缨。”“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这些诗句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上述情感。还有两首诗抄在这里：
一是1970年秋天所作的《重阳之四》
时光荏苒物华休，萧瑟西风亦悲秋。
生活困顿无肴肉，稼穑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
二是1974年的《故友重逢》
身世浮沉似飘萍，历经劫难又相逢。
流落边陲为南冠，邂逅京华诉衷情。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
相信读者自当感到，这二首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文革”的深刻认识，只恨苍天已死，回天无力！他预测到了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绝不能长久；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没能看到“文革”的结束。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充满激情、坚持正义和学问高超的人，为什么不被时代所容啊？这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命题，也是我们终生努力要破解的命题。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还鲜为人知的人文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