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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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问题与《集刊》主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进行了交谈。这九个问题是：1．域外汉籍的涵义；2．“域外汉籍联合目录”的编纂；3．“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状况；4．近代民族意识对域外汉籍研究的影响；5．域外汉文学研究状况；6．重要的研究机构以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7．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8．张教授本人是如何关注并致力域外汉籍研究；9．域外汉籍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成为显学。为求行文之便利，现将张教授关于诸问题的回答归纳编排，并补充一些他提供的背景文献，成此“准访谈记”。
一、何谓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是相对于中国本土所藏汉籍而言的一个概念，根据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其中主要是出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人之手，也包括一部分欧美传教士用汉字书写的著作；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有所谓的朝鲜本、和刻本、越南本等；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这批古籍经过近现代以至当代学人的海外访书，从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张元济、王重民、姜亮夫直到今天北京大学严绍盪等学人的努力，通过翻拍、影印或撰写目录等手段，多已为学术界所知见；而域外汉籍中的前两类，即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它们是域外汉籍的主体，目前所刊布整理者，仅为冰山之一角。
在此可从几种重要的目录略窥域外汉籍的数量。韩国的汉籍，仅以1981年出版的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达三万三千八百零八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汉籍；日本的汉籍，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及《古典籍总合目录》的著录，即使排除其中的日文本，汉籍数量仍然惊人；越南的汉籍，以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小盾、刘春银、陈义编）来看，约有汉籍五千多种。此外韩国民间所藏汉籍，以及日本寺庙所藏汉籍，数量亦颇为可观。为查清域外汉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1986年9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暨远东学院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倡议编纂“中国域外汉籍联合目录”，此项工作极具难度，然意义重大，它是域外汉籍研究拓展的基础。目前似应先从各个国家或各个图书馆着手清理，而后进行整合。以韩国学者的工作为例，他们一是调查本国现藏汉籍的种类和数量，如韩国国会图书馆所编《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2），全寅初教授主编《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2005），南权熙、黄渭周两位教授也计划用五年时间编成《韩国汉籍总目》。一是调查海外所藏韩国本目录，如沈喁俊《日本访书志》（1988）、李勋相等《日本所在韩国古文献目录》（1990）、朴现圭编《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991）、千惠凤等《海外典籍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2001）、尹忠南、金成焕编《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贵重本解题》（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Korean rare books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2004）等。在中国大陆，学者们也做出许多成绩，如李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估计目录》（1995）、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1995）、严绍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1997），李仙竹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1997）、黄建国等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1998），王小盾教授已与台湾、越南学者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他还计划编纂《越南汉文古籍总目》。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工作的次第展开，一个综合全球的域外汉籍总目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
二、作为新学问的域外汉籍研究
与域外汉籍相对应的是“汉文化圈”，这是域外汉籍赖以产生和保存的空间。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邻接，朝鲜、日本、越南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受中国文化的浸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日之交流，为人熟知；中朝之交流，更为密切悠久；而越南自秦始皇时代到南汉时代，将近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内皆为中国的郡县，在越南史上称作“北属时期”，故其文化与中国交融最深。在二十世纪之前，汉字在东亚地区是一种通用、正大、高级的国际语言，正规场合的文字表现都用汉字，以历史文献而言，各国主要史书，如《朝鲜王朝实录》《吾妻镜》《大越史记全书》等也用汉字书写。然而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衰落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兴起，汉籍逐步受到冷落，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更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对于朝、日、越学者而言，汉籍不是典型的本国典籍，例如一般意义上的韩国和日本的文学史，就把汉文学排除在外或仅占很小比例，除非专门写“汉文学史”。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汉籍”甚至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汉籍，所以有的现代书目中将此类汉籍标明为“准汉籍”。而中国学者则较重视本土著作，对域外汉籍也多不涉及，例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先师程千帆教授与程章灿合撰之《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实际上讨论的也只是中国人用汉语撰写的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各国之间交往的增多以及学术观念的进步，域外汉籍逐渐成为各国各地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建立在中国所藏汉籍和域外汉籍基础上的“汉文化整体研究”。从1986年到1995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已举办十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第一届会议的议题包括“域外汉籍流传与出版的历史”、“域外汉籍世界收藏的情
形”、“域外汉籍的世界研究状况”、“域外汉籍的特殊内容与版本评介”、“域外汉籍与亚洲文化交流”，这些议题大致标明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方向。相关的文献整理工作也在进行，比如在韩国出版了《韩国经学资料集成》145册，《韩国文集丛刊》也已出版340册，《韩国诗话丛编》17册，《燕行录全集》100册等，在日本出版了《日本汉诗》31册，在台湾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12册，《日本汉文小说丛刊》5册等，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2册等。目前世界范围内众多学者致力于域外汉籍研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会，一些研究机构亦以域外汉籍研究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对越南儒家文献的研究，台湾大学依据台湾“教育部”制定的“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于2002年11月设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藉由教育部经费的投入与校内外学者的整合，开展顶尖的研究课题，帮助台湾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该中心下设东亚文献研究室、东亚教育研室、东亚儒学研究室等分支机构，执行三大整合计划与八个核心计划；（参见“国立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4年6月活页介绍材料）在中国大陆，有不少大学的日本文化研究所和韩国文化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机构，它们中有些涉及域外汉籍研究。专门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机构是2000年成立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该所的成立以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创办，对这门新学问的推动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最近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其他一些著名的高校，也在酝酿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总之，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正显示出方兴未艾之势，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大陆域外汉籍研究学人，多为中文系出身，但域外汉籍研究乃跨越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必须有其他如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等多学科的学人加入，进行一种高层次的整合性研究，才有望形成真正的学术突破。
三、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研究以东亚所藏古代汉籍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追寻历史上汉文化圈的特殊价值及其意义；另一方面也藉此探究这一区域合作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汉文化圈”的过去与未来角度来看，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由域外汉籍可见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典籍是过去文化的载体，域外汉籍反映了汉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以及在此大语境中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文化的形成。在二十世纪，由于受到西方文化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影响，一些国家往往有意忽视汉文化圈在历史上的存在。其实汉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已经渗透至周边各国的民族特性当中。今天我们重视域外汉籍，是在正视历史，也是在寻根。汉文化传播至域外，在新土壤中亦有变化和调整。文化交流之目的不只在求“同”而重在求“通”，这在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史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此外，汉文化圈的交流也不止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譬如朝鲜和日本之间汉籍的流通，朝鲜和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诗唱和等等，呈现出细节丰富的历史图景。
（二）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化，中国是汉文化的主流，但仅仅从主流人手仍然不够；研究域外汉籍，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各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特色。数量浩繁的域外汉籍，势必有助于学人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此种开拓，在研究视野上是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在研究方法上是比较研究的切实运用。整体把握，是指对某一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发生的变化，以及在不同空间形成的特色有一全面了解；而比较研究，在域外汉籍研究中因为文字的相同、思想观念的近似，是相当重要并且十分适用的一种方法，陈寅恪尝论及语言学之比较，以为“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以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推之于在汉文圈内的文化比较研究，其理亦同。综合与比较的同时运用，可成为新学问中开疆拓土的利器。近现代日本史学颇为发达，日本学者也对他们的“东洋史学”尤感到骄傲，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与他们以东亚为一整体的学术研究视野密不可分。
（三）显现汉文化的现代意义。域外汉籍的研究，对于汉文化圈内各国而言，可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这门新学问具有国际性，闭门造车是难有作为的；近年来它的兴起与展开，正是各国学者学术交流的结果，《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创办，也为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以文会友”的平台。在文化交流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