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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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忧唷Ｒψ忧嗍堑�89师的营长，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驻守于上海宝山县城，后该部伤亡过半，旅长翁国华自戕。姚子青营亦陷入重围，终战至城陷，全营五百余人壮烈殉国全部英勇牺牲。至于“潘占魁”，我尚未查到相应的材料。
坊间有一本专门记叙毛泽东为革命烈士题词和赠送挽联的《领袖悲情》（孙俊亭编著，红旗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在提及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时，其称：“文中点到的烈士均是国民党的将领，遗憾的是陈锦秀、姚子香、潘占魁烈士的相关情况，今天已难以寻觅”。其实，这是作者没有考虑到当时各字会有误传、误写的情况。可能《毛泽东文集》在编辑的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情况。
2、《毛泽东文集》第4卷有《在小河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在其中述及土改问题时说：“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书中的注释，仅提到杜、侯两人的籍贯和当时的身份（一为民盟成员，一为历史学家），读来似不能很好理解毛泽东原话的意思。愚意毛泽东此话原意是对两人在其家乡的土地的处理意见。杜、侯二人当时皆并不依赖土地为生，也就是说不存在“剥削”问题。如侯外庐先生在其《自传》中说：“我生于山西平遥县的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但到他父亲侯福昌时已颇为开明，所以两个儿子都信仰了共产主义——侯外庐和侯俊岩（山西“新军”的指挥员之一），在土改的时候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已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通向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的一站。所以，解放后被定为开明士绅”（侯外庐《韧的追求》）。所以，毛泽东所言系指他们在其家乡情况而言，并非指其本人地主。若是后者，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则有说明：“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刘亚雄、牛荫冠等如此（他们父辈即刘少白、牛友兰等“开明绅士”），外庐先生其实亦非“例外”，据其《韧的追求》所述，他是早在留学法国时也即“1928年春天，经成仿吾、章伯韬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只是后来返国后未能接通组织关系，在毛泽东小河讲话前数年，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外庐先生曾婉转提出归队问题：“我的组织问题怎么办”？“周恩来同志答复我：‘暂时在民族运动中活动，还是在外边好，组织问题以后再说”（同上），于是外庐先生便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亦称“小民革”，后并入“九三学社”）中从事革命活动了。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其中关于周北峰先生的籍贯，注释为“山东永济人”（第252页），错了，应为山西永济人。周北峰先生有《我的回忆》，其自云出生于河南陕州，而祖籍系山西虞乡。永济与虞乡原属蒲州，后合为永虞县，1950年分治，再并归山西运城，1961年原永济县恢复单建。
周北峰先生从前是傅作义的部下，他们都是晋南人，这其实是一个常识。
夏征农一封未刊信
■ 徐庆全
1978年9月12日，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就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和方兴未艾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一个问题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先声；而后一个问题则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封信就有了一些史料价值。现将这封未刊信转录如下，并稍作解释。
夏征农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前次在北京见到你，看到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健旺，非常高兴。
我从北京回来后，次日（七月一日）即到复旦大学上班。因系初到，一切都不熟悉；且复旦为“四人帮”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宣传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与北京“两校”可以并美；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干涉很广。虽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了快两年，但改变不大，要搞好，确实很吃力。所以，我虽然早想给你写信，总是定不下心来。望见谅。
不久前，有同志告诉我：“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两个口号”论战的评论，有一篇点名批评了我，要我找来看看。我认为：“两个口号”论战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怎样评价问题，是“四人帮”颠倒历史借以打倒一大批老文艺工作者主要论据之一，必须搞搞清楚。因此，我看了“文学评论”第二期的有关三篇文章后，就想写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但因材料不足，我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只能就“文学评论”三篇文章提供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于是就写成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你阅后，如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请转给“文学评论”编辑部。
关于上海有关社会科学战线的情况，我想告诉你这样两件事：
关于理论标准问题，上海各报，除转载“人民日报”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听说，这是市委宣传部的意见：不表态。前些时候，且制止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允许讨论了。不知何故？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本来原班人物俱在，可以立即恢复活动，但市委宣传部却要筹备重新建立，置那些老人于不顾，令人不解。如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人同他谈过科学院的问题，前几天组织部找他谈话，要他到社联任副主任，实际上是挂一个名，把他推出科学院的门外，被他拒绝了。这两个组织，已经筹备了七八个月，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成立，许多科学工作者都有意见。这样做，不管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希望有关的上级领导能督促一下。
复旦大学的文科虽然备受“四人帮”的破坏，还是有相当的力量。我准备整顿一下，成立一个文科学术委员会，办一个“学报”，以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常给予指导，并寄我一些有关科研资料。
我身体精神都很好。 顺祝
你和你的夫人健安！向
乔木、默涵、梅益诸同志问好
夏征农 2／9
（徐按：从信的内容看，2日应为12日之误）
夏征农与杨占升的“笔墨官司”
夏征农之所以要向周扬谈起关于“两个口号”争论评价的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出版不久的《文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评两个口号的论争》，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杨占升。
所谓“两个口号”，是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当时在上海任中央文委书记的周扬提出来，后一个口号是时任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提出、经鲁迅首肯后形成的。应当说，在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大形势下，“两个口号”共同的目的是号召文艺界来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双方对形势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其间又夹杂着一些宗派情绪（周扬和冯雪峰、胡风的对立），因而进行了一场争论。其后四十多年来，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伴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到“文革”揭幕之际，江青和林彪合谋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污蔑为“文艺黑线”的源头，并将“国防文学”口号判定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一大批成为“黑线人物”而遭到揪斗和关押。夏征农是“左联”后期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编《新认识》杂志，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也成为“黑线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推翻江青在《纪要》中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污蔑，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争论；而对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更迫切的要求是，如何对学生讲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此，1977年底至1978年4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联合举行三次左翼文艺学术讨论会。在最后一次关于“两个口号论争”学术讨论会上，杨占升等几位教师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会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选定了观点不同的三篇文章，征得周扬同意，发表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上。杨占升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杨占升文章的总体观点是，“两个口号”论争是路线性质的争论，“国防文学”口号同王明的“右倾思想的影响很有关系”，从“根本上抹杀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界限，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客观地说，作为学术探讨，杨占升的观点自有其理由，是否正确，本应另当别论，但是在1978年“乍暖还寒”的季节，承载着“四人帮”把“国防文学”的口号绑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颤栗的记忆，杨占升的观点哪怕再有说服力，也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尤其是当年“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何况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夏征农。夏征农在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并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写信反驳，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占升是这样“批评”夏征农的：
然而问题更严重的是在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这种错误观点不但没有停止宣传，反而说得更厉害了。在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除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进行一一驳斥外，更加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说什么在统一战线中“显然标明以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为‘主体’，领导其他各派”的主张是“偏面的”，“我们应该更公正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责任来。”……这能说不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而是该刊的“代表言论”，“是经过多数人讨论的”，是由该社“同人共同负责的”（见《新认识》第二期“每月论题”前言和《编辑室的话》）。还应该指出，当时文委成员之一，就是该杂志的编委。而周扬同志是当时文委的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以公开的批评和纠正，这恐怕同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无关系吧？
夏征农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因而在9月10日写下了一封五千字的“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长信，随上引的那封信一同寄给周扬，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
在这封长信中，夏征农首先“对杨占升同志对待问题的态度”提出两点意见：
1、杨占升同志的文章是以夏征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