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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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朱元璋大型传记从1985年秋天开始动笔，中间时断时续，到1987年秋天写成第一稿。1991年，又用四个月的时间做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加工，写出第二稿，于1993年6月正式出版，书名叫作《洪武皇帝大传》。当时，中国明史学会前后两任的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吉林大学梁希哲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史学集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拙著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传》在行文方面很注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些章节读起来娓娓动听，婉如在讲故事一样。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大传》的学术价值，反而增强了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是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大作《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书也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曾多次加印。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的综述文章中，将拙著与后出的几部朱元璋传记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感欣慰，备受鼓舞，觉得自己在朱元璋研究上所花的大量心血并没有白费。
但是，正如三国时代魏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拙著自然也不例外。书中不仅存在一些校核上的失误，有些史实的叙述也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后来，随着史料搜集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便萌生了增订重版的想法，并开始动手改写了某些章节。但因杂事繁忙，加上写作任务相当繁重，就把增订工作停了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热情地提出为我出版增订本，这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增补，先后写出了增订一稿和二稿。
这次增订，除了修正初版中的一些讹误，还根据自己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术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由原先的五十万字扩增到近七十万字，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因与原著有较大的区别，故更名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仔细算来，从1985年秋开笔至今，前后用去二十年时间，如果从着手搜集资料，进行朱元璋研究之时算起，则整整花费了近三十年功夫。尽管如此，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谬误之处定然不少，热切期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梓行后，有些熟悉的朋友和读者问起，书中何以未写朱元璋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作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洪武六百年祭》第45～46页，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上下卷，陈梧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58．00元）
极端事件制造
■ 刘 宏
《铁案悬谜》故事梗概：在被大卫执行死刑的前三天，记者贝茜被选中去做独家报道。她并不是很愿意去采访这个强奸杀人犯，从前的哲学教授。但是路上的遭遇和采访中获得的信息改变了她的看法，她开始怀疑大卫是被冤枉。贝茜收集证据来证实大卫清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考验记者机智的过程，而贝茜最终成功地发现了真相。原来，大卫是一个呼吁停止死刑的“死亡观察组织”的成员，他们多年的呼吁没有效果，骨干成员康斯坦妮患绝症，大卫也因为被女学生的强奸指控失去教职。他们计划最后一击，就是将康斯坦妮的自杀现场伪装成为凶杀现场。贝茜找到的证据没有及时挽救大卫，但是她能够获得解脱，因为在这些作为证据的录像带里，大卫留下了真相。
交待了诸多叙述背景后，大卫终于出现在贝茜面前；到故事结束时他还要向贝茜回望过来，这最后的一瞥是为了解开他施加给贝茜的所有悬疑。作为被选中参与事件进展的女记者，贝茜具有一切他们所要求的特征：她的著名媒体记者身份，尤其是，她刚刚为了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而宁愿进监狱里待了几天。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彰显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投入了。而对新闻理念的认同和投入，一向被视为建立媒体公信力的主要来源。建立了这样职业声誉的记者所报道的内容显然更容易为大众信任，更容易将他们说服。大卫需要的就是贝茜这样一个记者。
贝茜在一段典型的独家新闻的披露过程中开始访问。大卫对贝茜说：“不要以为你对面坐着一个无辜的人，你要明白自己是在和一个犯有强奸和杀人罪的死刑犯交谈。”
这个犯罪事实有待澄清的疑犯就这样开始接受他所选定的记者的采访，以自我定义的方式开始，强化贝茜的初步印象。他显然了解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个人看法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大卫极其有效地运作了这些信息——这个聪明的哲学教授，懂得如何将一件事情的意义在贝茜面前有效地放大——这是一个极有策略的传播过程：所有的信息释放都集聚在最后的三天里。大卫的律师向贝茜说，他们还没有开始反击。但反击是可能的吗？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一个记者，即使专业表现非常出色，她能够担负起在短短三天里找出大卫无辜的证据，还他清白，推翻已经成为定论的判决，在死刑执行前将他抢救出来的重任吗？
开始的时候，这事件在贝茜心中并不具有如此分量，因为她根本不相信大卫无辜，而且对他有反感情绪。她进入的事件的开始也显得很诡异：一个牛仔从他们出发的时候就驾驶一辆破旧的汽车跟随在他们后面，犹如一个影子，带着似乎和死亡有关的阴森森的气息。贝茜在得知自己成为被大卫选中的唯一一个能对他进行采访的记者时所感觉到的自得与轻微逆反心理，构成了这个事件的情绪基础。作为洞悉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大卫了解他所选定的这个记者，现在她已经带着所有自身的特征加入进来了，而悬谜也一直只是她的悬谜。大卫设置的悬念在经历了好几年媒体炒作之后似乎已被人们置若罔闻，他将不得不以一种可能获得最大冲击力的方式，对这个制度做最后的一击。大卫放弃了律师对他的救助，把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孤注一掷，以期获得靠常规反抗所不能得到的社会认同。
在第一次访问之后，这个在贝茜的想象中犯了罪应当被惩罚的嫌疑人，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可能的无辜者。贝茜被带入故事，从她的采访对象那里发出的信息——内容连同他讲述的方式——有效地支配着她。在贝茜的看法发生改变的同时，记者追寻事件真相的职业本能和必要性就凸现了。贝茜在大卫的叙述中已经认为有一种被遮蔽的真相存在，那么寻找真相自然就是包括贝茜在内的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的记者们的本能要求，同时也容易唤起她们拯救无辜的责任。尤其是后面一个理由，它从未在故事中获得强调却是已然自明的前提，事实上，“拯救无辜”也支配了所有人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影片中“死亡观察小组”的成员们不惜以自己的死为代价，为那些死囚们争取保存生命的机会。而那些赞成死刑的人，也同样认为自己的选择缘于对社会的责任。
认为大卫可能无辜，激发出贝茜追寻真相的动力，她的决心和能力即使不是毫无疑问，至少也曾在她为了保全被访问人的利益宁愿去坐牢的那件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真相其实并没有贝茜追寻的那么复杂，真正的问题在于，此事为什么要借助贝茜。
被媒体公布的宣判事件，其实是“死亡观察组织”成员们最后一次协同一致的行为。对于以下这三个人来说，能否达成在加州废弃死刑这个集体目标，这是最后的拼死一搏。患了白血病的康斯坦妮在面对他人死亡的时候还要面对绝症带给自己的越来越临近的死亡；由于依莲的行为导致的大卫生活的损毁已经不可能被修复；早已被边缘化的德斯迪似乎不可能也无意于重返主流社会，他住在垃圾成堆的破屋子里，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像牛仔一样跟踪贝茜。贝茜这时被引入事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大卫犹疑不定的心情，因担心向贝茜透露真相而有可能被免死，削弱了他决绝赴死的效果，因此，大卫要细致地设计自己的死亡经历，并借助贝茜将事件传播，并使得事件本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最后一次聚集起公众的注意力。
康斯坦妮曾经在呼吁取消死刑而不能，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死刑犯被执行判决的时候，指着墙上挂着的那些将逐一从肉体上被消灭的人的名字。向她的同事们追问：谁会在乎他们？这些乡下人、吸毒者、皮条客和精神病患者？在一个崇尚个人奋斗、认定这个世界为所有勤劳的个人提供了向上升迁和幸福生活的制度支持的社会中，因为违反行为规则被边缘化的人群显然将丧失被关切的可能。在讲究效率的社会背景之下，边缘人群显然已经被忽视。在这个教堂比酒吧多，而且监狱也比酒吧多的地区，贝茜听大卫复述了他们如何依凭宗教教诲呼吁人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义复仇的角逐和对理性、宽容呼吁，不只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在街头展开。死刑的正当性不断被置疑，但直到康斯坦妮死去，死刑制度在加州也没有被动摇。大卫的死同样没有使这个制度动摇。尽管大卫为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