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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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钠舴⒛兀俊薄扒嗄昝蠖髡疟驹粗问溃ハ秃澜馨焓拢匀挥朐系墓鄣阋宦鱿喑小！保ǔ陆骸睹蠖奈幕愿瘛罚泄嗄瓿霭嫔�1991年版，第36页至第37页）
其实，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本源”，来必有明确的哲学内涵。由于借用前人使用语汇，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文辞表现形式有时相对朦胧模栅的特征，实不必强以现代哲学概念作贴标签式的解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本源”意识或许并非仅仅“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而“与曾氏的观点”似乎有“—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实质上却明确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盲哉？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我们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乎可以理解为与现今通常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规则语义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有历史理想、历史意志的涵义，也许使用历史趋势、历史方向等概念，亦比较接近其原意。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涉及“大本大源”时还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热情期待诞生新文化的思想革命，并以为新的历史观将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对历史规律的认真探索，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青年学人的共同的追求。青年毛泽东立志“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盂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意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将
高风千古仰斯人
■ 刘梦芙
那天很晚的时候，接到友人电话，告知施蛰存先生已归道山，一时忧心愁悴，不能自已。忆及十余年来与先生交往之种种，辗转反侧。先生之音容声效，皆历历如在目前，我不能相信先生真的已经逝世，直到次晨看到报纸，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一生乐于奖掖后进，而于我这个驽钝下材尤为过情鉴拔，我今天能够在安徽社科院专事研究，并在近现代诗词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实与先生的引导、提携密不可分。
我家本以诗礼传家，先父凤梧公，国学造诣精深，工古文诗词，遗著宏富。我幼蒙庭训，颇耽吟咏。维自“文革”祸起，我初中毕业，即被迫辍学回乡务农，家藏典籍数万册皆为焚掠一空。期间无书可读，父亲病逝后指授乏人，青春虚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才被乡中学聘为民办教师，经考试转正。业余自学，获安徽师范大学汉语盲文学本科文凭，仍在乡校任教。拨乱反正后，沉寂多年的传统诗词开始复苏，1984年，我偶然购到几份诗词刊、报，不禁欣喜异常，于是重操旧笔，习作诗词，投寄报刊，也时有发表。但因所处环境在深山之中，极为闭塞，无良师可供请教，无益友可与切磋，只能觅书自学，暗中摸索，其中的彷徨苦闷，若非过来人是难以理解的。
古今凡在学业上有建树者，孤行冥索、自学成才固不乏人，但更多的还是得力于家庭教育和良师指点。要想提高诗词创作的境界，读书、阅世之外，必须广求名师，升堂入室的路子才能走得正、走得快。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无法远行拜师，只有借助于信函，尽可能地多向前辈名家请教。1987年，与上海女词家张珍怀老师通函，承抄示施蛰存先生居址，于是斗胆呈书，并附上若于诗词习作。随即接到先生的复信：
梦芙同志：
函及诗词稿均阅过。足下语文水
平、国学水平，巳相当高明，远胜于今
日大学中文系讲师。有许多教古典文
学的讲师，还不懂平仄，作一二绝句，
亦不成诗句。而以足下之才，屈居于山
乡中学，可见中国今日人才进退之不
合理。
大作已细读，批了几点意见，请足
下斟酌。奉劝足下：①勿专作诗词，应
放宽学习领域，沉潜于古籍、古学，则
必不至老死于中学教师。②作词宜多
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来人集中，
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⑧勿作
应酬、和韵之诗词，多作自己抒情述志
之诗词，则人品自高。
事冗革革奉报，即问好！
施蛰存 10月24
先生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不以俗子庸材见弃，信中殷殷勖勉，指出学习与写作的努力方向，令我极为感动。在退还的诗词稿上，先生对不妥的语句一一批评修改，好句则加圈点。我信中的的落款用了“愚生”二字，先生指出：“‘愚’字大谬，此为老辈对后辈酌谦词”。由此联想到中山大学某教授为某翁诗集作序，后署“愚世侄”，亦属误用；又闻浙江大学某博导称其师为“拙师”，更成笑柄。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前辈行文措词，皆一丝不苟，即使是信函称谓的小节，亦须注意。一字之用，可见其人根柢如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精微之处。
此后几年中，我经常向先生写信，报告读书心得，并附呈习作。先生每信必复，多恳切叮咛之语：
切勿专作诗词，还应当多研经史，
将来写几篇论文出来，打进学术界。才
易于改变生活条件。老杜一意做诗，连
一个六品的拾遗也保不住，可想而知。
我劝你多读古文，散文知识不够，
诗词亦做不高。
近日太忙，中间又病卧一周，老妻
亦病、，殊无诗兴，愿足下努力。
论文不宜过长，少则精，繁则汗
漫。
足下好自为之，努力自进。
先生不仅在信中对我时加鞭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扶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龙榆生先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新诗冲击下的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季刊出到第十一期后，因战乱而停刊，数十年未曾恢复，词学研究者深为惋惜。至八十年代初，施先生赓续这一宏业，重新编辑《词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词学》编委会集中了全国一流的词学专家，多有大师级学者。刊物以登载学术论文为主，附设《词苑》栏，发表时人词作。在第八、九、十期《词学》中，施先生连续选发拙作五阕，每次出刊前都来信告知。而我在乡校任教，因课程繁重；除作诗词与师友交流外，极少为文，自与先生通信后，颇受启迪，始大量购买、阅读古今诗学、词学论著，并结合作诗填词的体验，撰写一些论稿。1991年，我读到现代女词人丁宁的《还轩词》，钦佩不已，拟将读后心得写成论文。经施先生鼓励，我参考合肥刘夜烽先生的《丁宁年谱》，对照丁词反复研读，写成文稿，全面论介《还轩词》的创作历程、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施先生收读后提出多条修改意见，我又复函商讨，书信往来多次，最后由先生亲笔润色，形成定稿，发表于《词学》第十一辑。此文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使我树立了从事诗词研究的信心，并确定了探索的方向。迄今我所写论文约百万字，以论近现代词居多，并编辑《百年词选》百万言，虽有多方面的策励，但施先生的扶植至为重要，若非他老人家的导引，我可能仍是只以作诗词自娱，不会走上治学之路。
先生对我工作调动问题竭力帮助解决，同样使我铭感不忘。1990年，先生在来信中说，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杨纪珂，是我的学生，又是同乡。想为你求他向安徽有关方面介绍，调到省城文教部门工作。但杨现在北京任中国致公党副主席，此事不能速成，当徐徐待之。“我始终在为你谋求办法，但成事在天，亦不可知其能有结果否，希望你照常工作，努力精进。”先生果然写了荐函，后来也批到省文联，但文联却以“编制已满”为由推拒。施先生得知后自是无可奈何，复信说“俐的事不成，实在不幸。”过了几年，我被中华诗词社借调到京，借调期满时，中华诗词社与中国新闻学院负责人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分别向安徽省社科院致函力荐，我才得以正式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一名普遍的中学教员，越过县、市两级，调到全省最高科研单位，可谓破格，其过程之曲折艰辛，片言难尽。施先生的关爱，起到根本的作用，终于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而我与先生相隔千里，非亲非故，请益学问，只会给先生增添烦扰，一介寒土，无以报德，徒怀感愧而已。先生以博大的情怀栽培后学，春风化洽，雨露无私，永远是后辈做人的典范。
1991年暑假，我曾专程到上海面谒先生。当时先生精神健朗，耳聪目明，交谈约一小时，毫无倦意，并问我路费是否有困难，他可以资助。我婉谢后，恐长谈有碍先生休息，起身告辞，先生送至楼梯口，白发老人慈祥的笑容和频频挥手的身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到1996年，先生函云身体衰弱，长期卧病，无要事不必来信，因此我不敢多扰，只是每年托马祖熙先生（亦施先生之弟子）代为问候。先生给我的信共二十多封，装订珍藏，每一翻阅，如晤音容，增添了我读书写作的动力。
先生为“五四”以来学苑鸿儒，学问包罗古今，贯通中外。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中年转以古典诗学、词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名家。其著述沉沉夥颐，我无力购置全部，仅买到《施蛰存小说散文选》与《唐诗百话》，并承先生寄赠所编《花间新集》。此书专选宋、清两代词中小令，共二十卷千首，抉择精严，别具手眼，“悬高格以求菁英，自谓萃其狐白，温韦晏欧，风流斯在”（《叙引》）。对清词各家，都附有短论，鉴赏批评，餍心切理，文字极精。前引先生函，言“作词宜多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宋人集中，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以此选观之，可见先生认为词之精华在于小令。这是现代词学家中比较独特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