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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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觐礼》是《仪礼》篇名，此句应点作：“《觐礼》：‘天子衮冕负斧扆’以朝诸侯。”因“以朝诸侯”非原文，是汪中概括原文的话。
四、《文王世子》是《礼记》篇名，下文是汪中概括原文（包含《祭统》）的话，故应点作：“《文王世子》：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以养老。”
五、《祭义》下一句非原文，是汪中概括的话，不能加引号。应点为：“天子、诸侯为藉，冕而躬秉耒，”
六、《司服》下一句亦汪中概括语，非原文，不可加引号。
七、《夏采》在《周礼》，“王崩”是汪中概括语，不可加引号，应点作：“《夏采》：王崩，‘以冕服复于太祖。’”
八、《节服氏》在《周礼》，下文亦汪中概括语，不可加引号。
仅凭以上八条，可见对三《礼》原书不熟，必致乱点。
（2）《吊黄祖文》：“……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则犹有赏音之遇也。”
按：此应标点为：“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则犹
有赏音之遇也。”
这实在不应错，因为《李审言文集》对汪中此文已加标点；而且《后汉书·文苑·祢衡传》即有黄祖此语，中华书局本标点明白。校注者竟不参看，真使人徒唤奈何！
（3）《大学平义》
一、“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
按：应作“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
二、“本书祭统之十伦，孔子闲居之五至三无皆是也。”
按：应作“本书《祭统》之‘十伦’、《孔子闲居》之‘五至”三无’，皆是也。”
《祭统》《孔子闲居》皆《礼记》篇名，“十伦”出自《祭统》“夫祭有十伦焉。”“五至”“三无”出自《孔子闲居》“以致五至而行三无。”
三、“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
按：应作“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
四、“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
按：孔子语止上四句，见《论语·雍也》篇，下二句是汪中说明的话。
五、“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按：应作“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这是解释上文“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如“子贡问为仁”（《论语·卫灵公》），和“子张问仁于孔子”（《论语·阳货》），孔子所答不同。“子贡问政”（《论语·颜渊》），和“子路问政”（《论语·子路》），所答也各异。子路、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所答相反。校注者不明文义，又不查检《论语》，以致给“问仁”“问政”，乱加篇名；“闻斯行诸”，不知加引号。
六、“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
按：应作“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
（4）《嫔于虞解》：“舜为出子，居于沩，油尧以二女，女之所谓不告而取也。”
按：《书·尧典》：“厘降二女于沩油，嫔于虞。”《孟子·万章上》：“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同书《万章下》：“尧之于舜也，……二女女焉，”知道出处，就知道这段汪文应作“舜为出子，居于沩油，尧以二女女之，所谓‘不告而取’也。”
别录
（1）《与端临书》
一、“知留京教学，以待决科于足下，谋生之计甚得，”
按：应作“知留京教学以待决科，于足下谋生之计甚得。”决科，应科举考试
二、“或上馆得一教职，亦足为养亲，地贫不可长忍也。”
按：应作“或上馆得一教职，亦足为养亲地，贫不可长忍也。”此由不明“地”字义，“养亲地”犹言奉养父母的经济基础。
（2）《叶天肠母汪氏家传》：“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
按：应作“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
综合上述诸条之误，其源出自三点：
（1）经典不明汪中对经、史、子烂熟于胸，随意发挥，校注者连《论》《孟》都不知，遑论其他。
（2）不懂古文
现在一般文史工作者从小没有读古书，更不会写古文，因而不明文气之贯通，文理之接应，以致将汪中非学术性的文章也点错。
（3）无责任感
标点古书，是为了津逮后学，让青年看懂古书。像二位这样标点《述学》，将会误导青年读者到什么地步？《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朱正的《陈琼芝和鲁迅全集》一文，介绍陈先生校注工作的“过人的细心和责任心”，真正令人感动！希望《述学》校注者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另外，还要想想顾颉刚主持二十五史校点工作时，那些老专家是怎样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自己这样掉以轻心，不感到内疚吗？“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你们接受这项工作，先要自问是否能够胜任，不能误人子弟！
谈到这里，有心人应该感慨无穷。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整理古籍，其实是“明人好刻书而书亡”。我在《在学术殿堂外》早就呼吁：一定要解决这个悖论！
现在很多地方在办书院、私塾，教儿童读经。《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7日第8版，整个一版，大小8幅照片，总题为《瓦窑村国学班纪事》，副标题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种做法，我是极端反对的。理由如下：
（1）读经读不出民主与科学来。这一点，不但五四时期先贤们早有共识，就是现在有识之士也在问：四书五经之类经典从汉武起读了几千年，怎么读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
（2）现在主张读经的人，以为从儿童抓起，可以培育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实现在人欲横流，道德滑坡，主要表现为权钱勾结、分配不公。要根治这现象，只有靠民主与法治，也就是靠一个好制度。制度好，坏人也会变好；制度坏，好人也会变坏。读经能解决这问题吗？以上述瓦窑村国学班为例，所谓“首孝悌”，就是《论语·学而》上有子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我国宪法要求培养的现代公民，难道是这种“孝悌”之士吗？要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都是这种恪守封建道德的人，那些权钱勾结的贪官和大款（如广东梅州兴守矿难揭露出来的曾云高及其保护伞）才弹冠相庆、高枕无忧呢！
但是，我反对儿童读经，却主张人文学科工作者研究并熟悉经典。因为你著书立说要引经据典，不理解并熟悉它是不行的。你不要把那些儒家经典看得多么神圣、神秘，它们不过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原始资料。
要整理古籍，必须熟悉古籍的源头，那就是先秦典籍。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赞成有条件的高校办国学班。2005年8月21日冯其庸先生来电话，谈到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情形。我请他看《在学术殿堂外》第159页，那上面我引了冯天瑜先生的一个构想。现在我再抄在这里：“可在少数重点学校（最好从高小开始）开设少量班级，除普通课程外，增设古典课，使学生对文化经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从中或许可以涌现杰出文史学者。”据冯老电话中所谈，他主持人大国学院的办学精神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我以为这可以解决古籍整理的悖论问题。
实在只有这样强调熟读经典，才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整理古籍的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现在高校的文献班不行，懂得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犹如看到库存的账本而没有赏鉴过实物，此章实斋之所谓“横通”（见《文史通义·内篇四》），毕业出来，还不能胜任古籍整理工作。
总之，熟悉元典，博览载籍，能写作文言文（并不就等于古文），这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古籍整理工作者。
这是一本努力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解释和批判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批判意在阐述被批判者如何不对。辩护正好相反，要论说它没什么不对的。解释不同于批判，也不同于辩护，重点探讨该对象如何运转，如何定型，对错之判断还在其次。笔者虽然在本书中取向解释，但在长期生活中早就形成了对待消费的批判态度。任凭怎样努力，在着手解释的时候，批判态度殊难避席。于是解释和批判相撞。不是我想融于一炉，这里更想做的是解释，二者融于一炉却是实际上发生的。解释和批判是什么关系呢？解释通常无伤批判，甚至还可以使批判更具力道。当然如果解释过于学究气，将妨碍其批判檄文的流传范围。批判的态度似乎更有可能伤害解释，批判往往比解释偏激，偏激的风格因为满足了俗人追求刺激的需求，常常有助于批判话语的传播；但偏激极易走向片面，而这是解释之大忌。但应该说此种伤害也非必然。一方面，企图没心没肺、没脾气、没意见地进入一个是非之地——如果全无是非为什么还要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活一口气，佛受一炷香”嘛。“进场”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不是必然与某种情绪结合，智力上的兴趣也是动因，但是动力往往离不开情绪。另一方面，既然“来者不善”，研究者事先就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态度和气性，或批判或辩护，所谓“价值中立”便只能取决于入局后，而非人局前。这也正是韦伯的意思。我以为，解释的中立依赖于三项素质。其一，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不弱于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二，意识到批判的锋芒会毁伤解释，入局后善于角色转换，自觉约束成见。其三，具有高超的理性能力。我自忖热爱智力生活。意识也有，自束的程度就不敢说了。至于理性能力如何，乃至我的批判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毁伤了本书中的解释，自己更没有发言权，只好由别人判断。
本书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社会中的几代人堪称“躬逢盛饯”，我们遭遇的既有旧时代的难题，也有新时代的困惑。两重问题其实都是费解难缠的。旧时代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物质的层面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蜕变远未完成，路径匪夷所思。其结局大约不会给改革者与叛逆者们留下多少颜面，我们最终享受不到破解那些问题的荣耀。因为那些问题大约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戏剧性地终结，极可能是随着新问题层出不穷，以及新生代对旧问题的冷淡和麻木，而消蚀和解构。历史的吝啬与吊诡，可见一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列车行进太快，上轮牌局中一方已露颓势，一桌新开张的牌局却将全体新人和半数老者吸引。当然也还有不舍1日牌局之胜负者。我算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步入新局，不识时务处在于：任凭对象更换，批判本性不改。新时代同样问题丛生，其中最大者，我以为是合二而一的这样一对问题。一方面，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