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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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人生的媒介。在《最后一班地铁》中，地铁成为连接自由与非自由两种生活状态的通道，成为抵抗与拯救的隐喻，而在《地铁一号线》中，地铁车厢成为下层社会的象征。此类文化象征意义的成立，与“地下”这种特殊的环境不无关系（“地铁”一词在日语中就是写作“地下铁”）。不过，东京的地铁与这两种意义上的地铁大不相同。东京的地铁明亮、温暖的多。这大概是因为东京地铁的现代化程度高，并且展示着日本社会的平民性和日本式的平等。
地铁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1863年伦敦地铁开通，正是在那三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北京条约》签订。巴黎地铁开通的1900年中国在闹义和团，“刀枪不入”，包括英法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参与镇压义和团，开进北京。东京地铁开通的1927年中国刚刚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忙于杀人，北伐战争开始，打成一片。正是从昭和时代开始（1927年是昭和二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地铁开通时间与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非偶然。东京地铁开通招贴画上的“东洋唯一之地下铁道”一语表明，地铁既是一种新型交通工具，也是现代国民国家想象的材料。无独有偶，“地铁之父”早川德次曾参与南满铁路的建设，而南满铁路是现代日本进出大陆、殖民扩张的工具。
进入新世纪，北京以及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地铁以及城铁（轻轨）的建设。从地铁与国家命运的对应关系来看，这令人振奋。不过，北京地铁一号线是在1971年开通，比东京地铁的开通晚了四十四年。北京地铁赶上东京地铁大概也需要四十四年。乘坐新开通的城铁十三号线在东直门或西直门换乘地铁二号线，需要上下许多级台阶、步行两三百米，雨天或者阳光炽烈的夏日需要“打伞”，就“象征”着北京地铁与东京地铁的差距。令人快慰的是，尽管主要地铁线路以及在建的四号线、五号线依然处于编号的“排行阶段”，但“复八线”（复兴门至八王坟）这一名称的诞生宣告北京地铁已经开始“成熟”。日本投入使用仅十多年的自动检票系统，也已经安装在城铁十三号线的每个车站。在“地铁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如果有人把这本《地铁辞典》翻译成中文，应当对中国的地铁建设有所帮助。
（《东京地铁详解词典》，（日）青木荣一主编，日本实业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关于“无原则的批判”的演讲
■ 彭富春
“无原则的批判”如果翻译成英文，西方人早就有另外的说法，即无政府主义，如科学哲学中的费耶阿本德就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为什么不用无政府主义一词呢？因为，首先，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不适合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或思想研究。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如果在中文当中，也可以变成无原则主义。为什么？因为政府即管理、统治，一种管理和统治必须有国王、总统、主席，即必须有政府首脑。而政府首脑（pdnclpa”就是原则，在西文当中，无论英语、德语还是希腊语中，它都与原则相关。原则即开端、基础。其次，我们不用无政府主义还因为“主义”也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也不使用这个词；而用无原则的批判。
一、批判
1、批判的日常语义
日常语义中，批判包含两个东西，一是评判、分辩、审查、区分，无论是批还是判在汉语词典中都有这一层共同含义。除此之外，批判还有一种糟糕的含义，即批判或批评是否定性的，而前面我们说的作为评判的批判是超出肯定、否定之外的。否定性的批判或批评，就是诸如“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以及我们过去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指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我们在语言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东西。
但这里我们所使用的批判和批评，主要是基于评判。在这里可以追溯一下中国人所说的批判有什么意义。
2、中国思想中的批判
最典型的是庄子所说的“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美”，庄子时期，批判还不是合成词，但“判”在先秦就已形成，且包含后来的批判一词的基本含义。
在佛学中，如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天台宗等，每一教都有判教，对佛生前讲法的四十几年进行区分，每一个教都在评判释迦牟尼讲法的基础上，宣称自己所主张的经典是最好的，判教判到最后都是判到自己那里去了。
3、西方思想中的批判
西方有几个典型的人物。哲学从它开始的时候，就有批判的意义，但真正把批判作为哲学提出来的是康德，康德的代表作是三大批判，他的批判是划界，与否定性的批评没有任何关系。划界是划人类理性的界线，这有三个方面，首先人类能够认识什么，对立面是人不能认识什么，把界线划出来；其次人类能够意愿什么，再次人能够希望什么。康德的划界实际上就是为真善美划界，为知意情划界，康德有自己专门的表述方式，如关于认识的是知性，理性的领域是不能认识的，上帝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康德为认识和信仰划分了界线。他有一句名言：所谓的哲学家是人类理性的地理学家。地理学家为地貌确定边界，最典型的作品是地图。康德的批判是为理性或思想确定其边界。
我们看一下马克思。马克思也主张批判，但他的批判不是评判的批判，而是带有否定性、革命性的，他与以前的区别在于从理论批判转向现实批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批判是要导致肯定无产阶级、否定资产阶级，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的批判是现实批判，他这种现实批判是否定性和革命性的。
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批判哲学，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存在的理解具有广义的批判特色，即为存在划界。存在的划界最典型的就是存在不等于存在者，且为存在者在历史形态上确定自己的界线，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思想是存在的形态学。这句话包含了复杂的内容。
首先，思想被存在规定，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像先有地质地貌才有地图一样，同理，先有存在的形态才有关于存在的形态学，所以思想是存在的形态学。这里首先肯定了存在规定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使命就是描述各种各样的存在形态。我们对世界进行分析时，此在显现的不同模态就是存在的形态的一种方式，我们进入历史阶段，就要考虑到存在的历史形态是什么，是作为上帝、理性还是作为自我。最后，还要进入语言的形态。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现实批判之间具有差异，两者与康德之间又有差异。
对我们有启示的还有后现代的语言分析和语言解构。后现代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语言分析，对语言问题有种种策略。
一个是英美哲学，特色是语言分析。语言分析要提供一个基本界线，即语言的有意义和无意义。通过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出我们的哲学、美学、伦理学中有很多问题是无意义的，人们辩论的很多问题在语言分析来看是虚拟的，不在于问题本身的答案是否正确，而在于问题本身没有答案。语言分析训练对于学习美学的同学来说是必要的，不要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纠缠，要区分出哪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哪些问题是无意义的。再一个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很多是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但是结构主义最早是从语言的结构开始的，找出语言结构的共时性、历时性。第三个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要解除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首先是语言的结构，有中心、构成要素、整体，在解构主义看来，都需要解构。解构主义还有建构的一面。但解构主义就其语词、行动方式、思想方式而言都表明它是破坏性的，所以我们讲批判时，并没有采用解构一词，但它对我们的思考无疑是有用的。
总结西方思想，康德主要是思想的批判，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是存在批判，后现代是语言批判，三者都成为我们思想的资源。所以无原则的思想来源于中西思想，并不是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但我们要将古人所说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4、对批判的思考
尽管我们提供了日常语言中，中西思想关于批判的各种理论，但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仅仅接受别人说过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再思考。再思考可以借助西方语言给予我们的启示。批判的德语就是kritik，英语是critic，来源于crisis，即“危机”，危险的时候和危险的地方。汉语中的危机包含有危险和机遇两个方面，危险是否定性的，机遇是肯定性的。那么危险的时候和危险的地方又表明了什么？我们可以将危机一词变成另一个词，即临界点。如对人来说，最大的危机是要死的时候，他活着但要死了，这里有一个临界点。所谓的批判或批评就源于危机、临界点。所以批判最根本的就是要区分边界。所谓学习思考，就是要找出所思考的东西的边界。
边界又意味着什么？在边界这个地方，一个事情才能成为自身，同时与其它事情区分，如中俄边界、中日边界。但思想的边界不是先有一个既定的边界。没有区分就没有边界，边界是定出来的，这才显示出思想的重要性。有了边界我们才变得清晰，没有边界是混沌的。懂得边界的人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因为只有知道人自身、思想自身等等边界，人才能不仅将人与动物、人与物区分开来，而且懂得人与自身的区分，从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才能自由地参与世界游戏。
区分边界包含有几个步骤，首先是区分，其次是比较，再次是决定（即选择最好的）。
二、原则
原则即哲学中的开端、基础、原因。在中国和西方，原则有另外的名字，如中国的道，西方的上帝、理性。中西历史上的批判都是有原则的批判。
原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批判者出发，从一个我，也就是一个具有先见、成
见的主体出发；二是从被批判者出发，从物出发，包括作为被批判者的我。从我出发，原则就是我的立场，如过去所说的无产阶级立场或资产阶级立场等。从物出发，原则就是基础、原因。我们要描述一个物时，大多数时候就是要描述其原因，尤其是对于哲学来说就是要描述本体，如美的本体论、物的本体论等，但描述的时候忘记了物本身，去给物找一个本体，就像禅宗所说的头上安头、骑驴找驴。这是过去一般的思维套路，从我的立场出发去分析事情。没有我的立场、没有物的基础和依据，批判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三、无原则
我们这里所坚持的是无原则。无原则首先就是无立场，要消灭立场。我们特别强调，不要总说“我以为”、“我认为”、“我的想法”、“我的意见”，一旦采用这种语言说话时，你谈论的根本不是哲学，哲学首先就是要消灭这个日常的、局限于公共意见和个人经验的我。“文革”时，我们的哲学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