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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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直系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主、富农、反动官吏”和受到法律惩处的“亲密的社会关系”的学生实行了一刀切的不录取政策，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1498页）虽然也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宣传，数十万优秀学生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一政策确立于1958年，1962年由于蒋南翔力排众议得到部分纠正，但是1963年又卷土重来。而在1964、1965年的招生过程中，被教育部门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些优秀学生中相当部分的人成为1964、1965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的父母多半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本人在学校往往品学兼优，不少人是学生干部。他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争取进步，不少人还加入了共青团。他们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对共产主义怀有幼稚而朴素的信念。落榜中断了他们的学业，尚未完全恢复的国民经济拒绝给他们提供在城市就业的机会。于是，他们或出于实践自己在校期间发出的“一个红心、两种准备”的豪言壮语，或向往“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或仰慕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的光辉榜样，或感到在城市前途渺茫，或耻于“社青”的地位，或向往《青山恋》《朝阳沟》这样的艺术作品所描述的浪漫环境，或纯粹出于幼稚无知，毅然踏上了上山下乡这条坎坷的人生道路。适逢重庆市跟达县地区达成协议，由达县地区负责安置重庆的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大批自幼在山城重庆长大的孩子就这样跟大巴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到大巴山区落户的重庆老知青大多在社办场度过了四年以上的时间。社办场是达县地方政府安置工作的尝试，是以知识青年为主；配以少量当地农民的农业集体，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不完全等同于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政府在知青下乡的第一年向社办场提供少量的经济资助，要求它们当年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这种让当地农民羡慕不已的条件对一万四千名少男少女却意味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自我超越，这不仅是因为知识青年们下乡前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还因为绝大多数社办场都是在荒山野岭上白手起家。重庆知青居然凭着理想和情同手足的相互支持，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基本适应了大巴山里艰苦的自然条件、匮乏的物质生活和陌生的文化环境。
　　在社办场里，重庆知青跟当地农民朝夕相处，导致新与旧、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的碰撞。本地场员一方面善良、朴实，有娴熟的生产技能，是知识青年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世世代代的小农经济和闭塞的社会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的因循保守甚至愚昧。天长日久，知青的观点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理想慢慢退色，考虑逐渐趋于实际，生活习惯也在向本地农民靠拢。无可否认的是，社办场的经历锻炼了老知青的体魄，丰富了他们的见识，陶冶了他们的感情，改造了他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的生活内容和迅速的“农化”，也使越来越多的老知青感到失落。知识青年们反复思考却始终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究竟有多长？农村这所革命的大学有没有结业的那一天？实际上，任何敢于思想的知青都会不时陷入惶惑。因为农村的所见所闻跟他们所熟悉的一切实在相距太远，农村和城市的反差太大。社办场本身的环境和中国农村社会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都不能满足知识青年长远的需要。
　　说到底，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后退。这一运动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失败，把大批知识青年送到农村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危机。然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偏偏被各种宣传机器进行了政治包装，冠以“防修、反修”的神圣名义。（顾洪章、胡梦洲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
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290页）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主义注定没有出路。君不见世界近代史上，乌托邦主义曾经在欧洲和北美洲盛极一时，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富于理想的人。但是那些乌托邦一个一个地瓦解，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浪漫的空想竟然会在经济上极其贫穷落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回光反照，实在发人深省。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老知青出身于有“政治问题”的家庭，被阶级路线打人另册，在凡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尽管当地政府后来提拔甚至重用了一些虽然家庭出身“欠佳”，但表现出色的老知青，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仍旧面临在大巴山里自生自灭的严峻前景。
　　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势必导致怀疑、动摇和反抗。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部分老知青们的美梦逐渐破灭，热情逐渐消退，离开山区回城的愿望自然萌生。但是当年的户口制度是那样森严，老知青从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吊销的那一天起就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等到感觉上当受骗，已经悔之晚矣。一些老知青就以怠工、装病等方式消极反抗。个别更为机灵的知青则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办“病残”等方式逃离大巴山。而大部分老知青在快乐与忧愁、奋斗与迟疑、希望与失落、觉醒与麻木之间打发着深山里的春夏秋冬。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社办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更由于上山下乡这一运动本身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67～1968年间，大多数社办场陷入瘫痪状态，难以为继。1968年，达县地方政府决定撤销社办场。1969年，随着大批“老三届”的知青涌人大巴山，最后几个苟延残喘的“老知青乌托邦”终于曲终人散，人去楼空，融入大巴山永恒的沉寂。
　　社办场解散之后，绝大部分重庆老知青就地插队落户，真正落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这一段经历使他们体会到人生艰辛和世情冷暖，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第一手的了解，跟大巴山的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风里同来，雨里同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招工”大潮中，老知青逐渐离开了农村，其中大部分人回到了大城市；但也有一些老知青虽然离开了农村，却并没有离开大巴山；更有部分老知青至今还在达县地区，为他们的第二故乡鞠躬尽瘁，贡献生命的余热。
　　
　　三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四十年过去了，旧事重提，究竟有什么意义？老知青的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二十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这个世纪的战争、动乱和革命给世界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整个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老知青这个群体在1949年前后出生，在新中国长大。下乡之前，他们是一批品学兼优、奋发向上的中学生，照说他们理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他们的学业中断，前途渺茫，最后不得不选择了上山下乡、为父辈赎罪这条路。中国政治的株连传统和和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两相结合，造就了老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政治歧视的无辜受害者不仅逆来顺受，而且竟然表现出十分悲壮的殉道精神，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老知青是个无声的群落。跟后来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的知青相比，老知青的数量（130万）当然显得少。但是如果把老知青的家庭和亲人考虑进去，把130万人乘以五（当时中国城市家庭平均五口人），那么就是650万人，占了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十，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撰写和研究中，一个事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涉及人数的多寡，更在于其参与者本身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老知青的经历以其特殊的品质和内涵，构成后人研究当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可以说，不了解老知青的经历，也就不能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风云，尤其是贻害无穷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血统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要以失败告终。1964、1965年实行的形左实右的大学、高中招生政策不仅无助于国家的现代化，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种下了不稳定的祸根。因为无视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广泛的社会功能、狭隘地把教育变成政治的工具只会导致教育的萎缩和助长社会的畸形分化。可以肯定，如果“阶级路线”在教育领域里继续贯彻下去，只会造就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也决不可能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为它的产生本身是建立在荒谬的理论基础之上，是以牺牲“有教无类”这一民主原则和社会公正为代价的。
　　大体上看，老知青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占居显赫的社会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他们显得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进步的曲折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忘却他们为民族做的牺牲和奉献。作为一个群体，老知青没有怨尤，没有悲鸣、没有要求补偿。他们的生命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对一个理想社会的不懈而常常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追求中。仅仅因为如此，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四
　　
　　摄影技术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类生活和文明社会的一面镜子。150年来，摄影技术跟现代文明同步，老照片记录了人们生活的各种片刻，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为后代保存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证据。但是，摄影本身受到各种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的限制，照片反映、折射出历史，准确地保存了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瞬息存在，却并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是一种过程和精神活动，远远超出了照片的承载能力。也就是说，照片所记录的形象主要保持了个人和事件的“形似”、即历史事件的物质属性，却不一定有“神似”，即那些具有本质性的历史和精神内容。
　　老知青大多经历了“家道中落”，来到大巴山里时两手空空。且不说没有照相机，就是有照相机，凭一个月两元的生活费他们也玩不起这种奢侈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达县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照相服务稀缺，有的县份只有一个照相馆。所以老知青在1964～1966年间的照片多出自带队下乡的中学老师、重庆市慰问团的成员之手，为老知青留下了那些难忘的瞬间。另外一些照片是本地的照相师傅送服务下乡为知青拍摄的。由于一些社办场地处深山老林，照相师傅多半望而却步，许多照片在山下拍摄，不能反映老知青的最重要的生活环境和内容。即便如此，当我们看着眼前这些黑白照片时，不由怀念那些当年不辞辛苦、跋山涉水的照相师傅们。他们的摄影技术并不高明，却为老知青记载了珍贵的往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