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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

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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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战争罪责》)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当他看到出自名家的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神态木然/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不满现状/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善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磨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8

运气
'英'克里斯廷。格尔曼

    一位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取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我上了火车后,又在车厢里见到了那位姑娘,她旁边有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可笑。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来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

    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笨了,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或许在这个城市里转上数年也不会碰到她。

    而我很想再见到她,但有什么办法呢,关于她我知道什么呢?当然,我知道她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这又能告诉我什么呢?她叫“佐伊。耶顿”,还是“普诺比亚。亚罗”?不得而知。

    返回市里以后,我翻看了电话本,以Y开头的姓有几页纸,但没有以Z开头的名字。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努力回忆着,有关她的情况我还知道些什么。她有一只印着她姓名首个字母的小提箱,她还拿了一束花。

    花!她不可能是早上买的花,因为花店要9点才开门,而我们乘的火车是8点50分开。对了,火车站的西边有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花店。要看得见这花店,她一定是从西边进站的。

    在西边停的有哪些公共汽车呢?我查询着,一共有3路,都通向市郊。

    我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呢?书摊,她在那里买了一本杂志。是什么杂志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记得她挑选杂志的那个书架。我走到那个书架前看了看,上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建筑业者专刊》《高保真画刊》《教师月刊》……她会不会是个教师呢?这不可能――她乘车那天不是周末。还有《电子学评论》《护士杂志》……难道她是位护士?

    我突然记起来,在火车上她说从早上4点起一口水也没有喝。早上4点,说明她刚下夜班。

    我又看了看公共汽车的路线表,其中有一路车经过一家医院――皇家医院。

    我来到这家医院,站在门口的车道上,观察着该在哪里询问。我看到一间房上写着“问询处”正想往那里走去,突然一辆救护车飞快地驶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让开,我只觉得被车的侧面刮了一下,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医院。”一位护士告诉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的护士?”我问她。

    “我就是,”她说“我名叫泽娜。耶茨。有什么事吗?”

    “你不可能是,”我说。“任何一家医院有不可能有两个姓名首个字母都是Z。Y的人。”

    我在那里想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了这个迷。“我把自己的小提箱借给了另外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瓦莱里娅。沃森。”

    我想见的她最后终于出现了。她坐在我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愉快的神情。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运气,”我微笑着说,“就是一点小运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4

有一种爱我们还不认识
流沙

  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每天上的是夜班,回家途中,要经过一段荒凉的路,因为这段路没有路灯,她心里总是惴惴的。

  但随着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都是平平安安的,她就放下心来。夏天来了,女人所住的小区里治安不太好,女人又开始惴惴不安。她的丈夫提出,每天接她下班。女人没有答应,因为丈夫白天工作很辛苦。

  一个下雨的晚上,灾难降临到女人的身上。一个歹徒,在那段荒凉的路上把女人挟持了,不仅抢走了她身上的财物,而且还强暴了她。悲愤欲绝的女人,选择了报警。

  但这起案件迟迟未破。女人的丈夫一直同情妻子,而且深深自责自己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

  日子仍然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但一个细节,在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女人在遭到歹徒强暴时,央求歹徒戴上安全套,说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个安全套竟然是女人包里装着的。

  丈夫对妻子的做法,根本无法理解。但是女人说,在包里放一个安全套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当生命遇到威胁时,不一定非要以命相搏。丈夫对妻子的解释感到屈辱,他认为妻子是肮脏的,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冷战。一年后,他们离异了,成了陌路。

  这是发生在滨海城市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女人的做法,许多人都说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这种说法,让人感觉手脚冰凉。在一些道德家的眼里,女人的尊严是可以不必考虑生命的,女人在遇到性侵犯时,只有当一位烈女,才会有尊严。但是,她们的生命权利呢?

  我也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故事,澳大利亚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时,会要求女孩在她们的书包里,放上一个安全套,在遇到性侵犯时,请让那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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