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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6章

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2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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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一席之地。

  当今社会,信用才是道德的核心。诚信意识就是信用意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经济,就是以诚为本,诚以信为基,信以德为源。

  现在,一说起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就会有很多人拿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相比。他们会说在国外人们是怎样遵守公德,如何的文明,而反过来看中国人的素质,实在是无法相比。

  中国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是崇洋媚外,主要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逼迫而成的。身为礼仪之邦的国民,中国人自己都不讲诚信实在是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具备遵守诚信的素质,而是因为缺乏一个诚信的大环境,缺乏建立和维系诚信的保障和力量。

  诚信在社会伦理体系中,是基于最底层的,它的建立、维系和普及,必须通过四种力量来实现:良好的职业道德,广泛的舆论监督,健全的法制及严厉的监督。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各种事实都说明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来配置资源的。但在自觉重信誉、守信用的制约环境里,人们就不会感受到法律的强制力。于是,重塑诚信,亟须重典,加大对失信者的法律制裁力度。但是直到现在,在中国依然还没有完整的—套行之有效的对失信者的惩戒制度。

  宣传诚信,不仅要靠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要靠法律来进行约束。

  第一,要减少诚实守信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讲信用重信誉的人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

  第二,坚决不能让背信弃义、欺诈制假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例如,不能让假话、假数字成为提高政绩的帮凶;不能让假合同、假冒伪劣产品成为可以牟取暴利的工具……这样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负面的映射。

  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国家的惩治机制一定要及时启动,使那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不能代替真的产品,使不恪守诚信者不但不能从中受益,而且还要加大成本,并受到严厉的惩处、罚款,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这样,重塑诚信才可以得到保证。

  在中国,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品质。古人曾经说过:“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发展之本。

  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所以人人都要从自身做起。培养好自己的诚信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纠来都在强调“诚信”二字,“人无信不立”。信用在一个人的品质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有失诚信,也许是一个企业的失范行为。不过,稍做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和民族的道德失范。以及一个民族的悲哀。

  政协委员周晋峰对于已经危及我们每个人正常生活的“诚信危机”感慨万分,并提醒大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提醒大家应该树立诚信,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稀缺资源。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说过:“一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崩溃,不仅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害,还会对整个社会体系形成深远的影响。而重建信用体系将会使交易活动正常化,使一些违背信用体制的行为和个人受到抵制,使人们在投资和消费中,变得更有信心,同时也将极大地维护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信用是建立在诚实可信的基础上的,而心理承诺和契约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信誉是诚实品德的社会评判,信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都是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应该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来讲,弘扬以守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道德,消除道德秩序的混乱,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36


   

我和橘皮的往事
●梁晓声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42


   

我的一个春天
●顾 城

  在木窗外

  平放着我的耕地

  我的小耗牛

  我的单铧梨

  一队小太阳

  沿着篱笆走来

  天蓝色的花瓣

  开始弯曲

  露水害怕了

  打湿了一片回忆

  受惊的蜡嘴雀

  望着天极

  我要干活了

  要选梦中的种子

  让它们在手心闪耀

  又全部撒落水里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32


   

外滩;生生不息
●陈丹燕

  收集角度大致相近的外滩图片,将它们按照年代一一排列,是件有趣的事。这时,外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传奇


  那是1840年被迫开埠前夕,上海一派处女宁静的港湾。在清静本分的水墨画上,能看到城墙上,望江亭里,有人凭窗而坐。桌前长面的江南男子,也许在饮酒赋诗,也许在凭楼远望。浦江水鳞波滟滟,扑打着刷了桐油的沙船,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沙船的末日,要等开埠以后欧洲快船到来以后。1998年,我在上海偶尔与一个美国来的政治学教授一起吃晚饭,席间,他说到自己的家世。他出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家里当年拥有庞大的沙船船队。他家传说中的花团锦簇,不仅要越过解放后的五十年,还要越过开埠的一百年。烟波万里都远远不止。那前世又前世的团团自在和蔼蔼安分,是一个佚名的江南画师无意中为处女的上海留下的影像。此刻看去,令人想起出嫁前的女孩,去照相店为自己留下的纪念照。出嫁以后,人还是同样的那一个,但神情毕竟是不同了。何况这个上海,面临的是一场将要众叛亲离,脱胎换骨的婚姻。从此一去,再没有归途。

  那是1860年的外滩,已经从一片泥滩,成为一字排开的东印度公司式的三层楼房的堤岸。最初来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们记录了在木制房子宽大的弮廊里,下午喝茶,会友,看江面欧洲快船缓缓进港的情形。那时外滩的树都还很瘦小,欧洲带来的马车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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